熊式辉举办讲习院的目的,除了装点“民主橱窗”,主要是在蒋介石面前夸耀他那套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所谓“新县制”,并东拼西凑地编出一套“理论”,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才能稳如泰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充实基层,加强区、乡两级的力量,政权基础才能巩固”等等。
小蒋对于上司熊式辉的这套“理论”,始终不予表态。有一次,熊式辉刚上过大课之后,小蒋和喻松同站在总队部办公室门前,喻松故意对他说:“刚才熊院长说的这些,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蒋经国听后,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一笑置之。
每当旭日东升,集合号音吹响之前,蒋总队长总是身先士卒,在操场上等大家集合。每天早上6时,全体学员例行半小时朝会。在朝会时,多半由许德珩先生或小蒋自己作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都是有关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间或也讲些国际形势,勉励大家搞好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要大家动员人民团结抗日,争取胜利。尤其是蒋总队长一定要登台讲话,从不间歇,他说的是一口带着浙江乡音的“普通话”,讲得既通俗,又实际,而且措词生动,引人入胜,吸引着每一个学员全神贯注地静听。因而每天早上的朝会讲话,竟成了颇受大家欢迎的一节短课。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2)
有一次课外活动,一个中队围了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歌唱得正热闹,蒋总队长也参加进来与他们坐在一起,队员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拉歌子:“总队长来一个!”他频频点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我唱一曲《大刀进行曲》。”
说罢,他和同来的副官二人对唱,虽然他的嗓子并不算宏亮,略带沙音,劲头却非常之足,唱到最后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弯着腰低下头,副官乘机双手比划着冲他头上砍去,引得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天夜深人静时,队员们都沉酣在各自的美梦中。忽然有一个同学惊呼:“有贼!”大家“呼”地钻出了被窝。
只见一个人站在他床前轻声说:“不要叫,莫吵醒别人,肚皮要盖好被子,勿要受凉!”
大家睁眼一看,原来是总队长来巡视宿舍。第二天早晨朝会时,他对大家说:“昨晚我看了大家睡觉的样子,有的人赤身露体光着肚皮睡大觉,会受凉的;还有人穿着臭袜子睡觉,不卫生!”
江西地方政治学院开学不久,“四友实业社”(江西地方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在院内设置了一个贩卖部,给学员们香烟、糕点及其他日用品。喻松也同总务处打了招呼,让漆裕元在贩卖部的隔壁增设了一个书刊贩卖部,给学员供应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蒋经国也去看过,没有提出异议,多数人也认为有此必要。
可是不多几天,有位什么秘书得知书刊贩卖是喻松设的,便去问蒋经国。蒋经国半开玩笑地对这位秘书说:“设置这个贩卖部,事先我都不知道。但觉得有好处,给人方便。吃的能充饥,看的也同样充饥。”弄得这位秘书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他常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工装服,爱与工人、学生交谈,比较深入群众。小蒋虽然是“贵胄”,但不爱与上层人士打交道,出席校务会议时很少发言。任保安处副处长时,常当面严厉批评高级职员的官僚臭架子和不负责任,引起当时省里高级职员的恐慌,而得到一般人的同情。
在军训总队部,喻松同蒋经国住对面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喻向他询问有关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多。总的说来,他对于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不满的谈吐,总的评论还是好的。他较多地赞扬托洛斯基,但也没有贬低斯大林。
小蒋说:“托洛斯基有过人的记忆力。比如,用一百个人单行横排着,每人报个两位数字,等到最后一个人报完后的两三分钟,这一百个人所报数字的总和,托洛茨基便正确地说出来了。”
小蒋还说,托洛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素为苏联红军所称道。他颇称颂苏联红军的纪律性和苏联人民的警惕性。他说:“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警戒人员的态度很好,能耐心委婉地向你解释,也很有礼貌地和你说明道理,但原则是决不会放弃的。不管在城市或乡村,只要发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警觉起来,会自动地严加监视,一定要把陌生人的来踪去迹查得一清二楚,否则决不轻易放过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蒋经国还告诉喻松:“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留基地。”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作。”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强体健,又爱劳动,干劲很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以身作则,表现出一股朝气。每逢星期六,还带领学生打着赤膊和赤脚,清扫讲习院内的厕所,挑大粪送到农民的地里。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
星期日上午,他带领学员下田参加义务劳动。他身穿工作服,赤脚穿草鞋,带头下水稻田,帮农民拔草。当地农民耘田完全靠双手双脚,弯着腰用手拔,双足踩,劳动强度大。在炎日如火,泥水蒸人,稻叶如刀,苗茂不透风等条件下,就是从小做惯的农民,也视耕田为畏途。俗话说:“读书人怕考,种田人怕拔草。”但是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一下田就半天,不怕烈日晒,不怕溽暑蒸,不怕田里污泥脏,不怕苗里不透风。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也就拼命去干。农民见到他这样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
有一次外出劳动,下乡去帮农民插秧,队员雷少山是一个在小集镇上生长的小伙子,没下过田。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躬着腰杆插秧时,偶然看到左腿爬上了一只蚂蝗,正在津津有味地吸他的血,他吓得惊叫起来,不知怎么办。这时左侧有个人,用手掌替他拍落,还慈母般地说:“这怕什么!”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3)
他抬头定睛一瞧,竟是蒋总队长。他不觉为自己的大叫大喊脸红,再看总队长插的秧,整整齐齐,笔直顺溜,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休息时,他对喻松和雷少山说:“我在苏联参加过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政治讲习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些人不把小蒋放在眼里,对蒋总队长从苏联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来的军训这一套,不加欣赏。但是每当小蒋率领学员义务劳动、收工归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浑身大汗,半身黄泥半身水,整支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走进院大门的时候,许多教师、职员也就心悦诚服,自愧不如了。
训导处主任许德珩是一贯支持蒋经国的。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小蒋对这些老人也以父辈视之,以晚辈自居,谦虚谨慎,恭而敬之。
在讲习院要结束时,喻松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了。”
喻松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他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乱弹琴的所长。
蒋经国不只是光看难民们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入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有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他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乎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讲习院预定8月份停办,喻松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作何打算?”
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作实验。”
大约是1938年的7月上中旬,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勿匆忙忙跑来对喻松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情你照应。”
喻松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之后便大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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