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人说杜牧此诗是讽刺商女无知,咏唱亡国之音,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作者从商女入手,只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境着眼,这样入手最为自然真实,而并非讽刺她们。商女没有选择曲目的自由,叫她们歌唱这些靡靡之音的,还不是酒家里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越是在末世,统治者越是喜欢粉饰太平:天下升平,海内晏然,功过三王,德迈五帝。可是,富于忧患意识的诗人却从这“盛世歌舞”中听到了帝国的大厦倾倒时的巨响,听到了无数百姓在乱离中无尽的哀号。在诗人看来,动人的歌声就是草民的惨呼,飘舞的长袖就是蔽天的旌旗,杯中的美酒就是浸透大地的鲜血!
而我以为,杜牧咏史诗最直抵历史的荒诞与悲凉的,莫过于这首《赤壁》。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我一直以为,凡是号称自己已经洞彻历史发展规律,甚至自称能决定历史走向的观点都是痴人说梦。统治者总是主张自己乃顺天应人,不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予以尊重,而是将历史作为一种自己意识形态的演习进行宣传,再辅以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于是,前代所有的历史就成了为圣王扫开道路的清道夫。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想证明:历史是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就是我是万古不变的统治者。
杜牧在江边拣到了赤壁之战时留下的武器,若是常人,不过是缅怀先人功业,以此勉励自己,天才如苏轼者,竟也未能脱此窠臼。而杜牧却一反常人思维,第三句看似不经意,却揭示出了历史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偶然。
如果没有那场重要性高于万事之上的东风,赤壁之战的结果肯定会被改写。原来,被冠以统一、割据、侵略、保卫、残暴、仁慈等各种名目的战争,其结果竟然只是取决于一次大气运动引起的风向变化!而胜者,自可在成王败寇的潜规则下为已经过往的历史附着上自己的光辉,用虚伪的必然消灭历史的偶然。因此,胜者永远是圣明,其伟大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由天注定,其胜利在对决之前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话语,无非是为了让庶民们相信:自己是神授之君,地位不可动摇罢了。
而诗的末句则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让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话:
孔明曰:“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东去此两人,如大木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此范蠡献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瑜曰:“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瑜曰:“此赋公能记否?”孔明曰:“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瑜曰:“试请一诵。”孔明即时诵《铜雀台赋》云:……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
孔明何尝不知道,大乔是孙策的夫人,而小乔是周瑜的爱妻,卧龙之所以故意以此激怒周瑜,是因为他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什么国家利益,百姓安危,不过是权位者供奉着的一个牌位而已,千万生灵涂炭,远不及自己的蝇头小利受损,千万妇女落难,也不及自己的女人微微一嗔。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小说家言,不可全信的话,司马光《资治通鉴》里面也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叙述。当孙权接到曹操的战书,询问臣下是战是降时,张昭等人极力主降。孙权计议未定,出去上厕所,鲁肃跟上来,正是他下面这番话,直接击中了孙权心中最隐秘的部位:现在我可以投降曹操,您不能。为什么?如果我投降曹操,曹操必然让我回到故里,根据我的名声和地位,再怎么也会给我个小官做。整天乘着牛车,带着手下,与士人交往,积累功劳慢慢往上爬,最后也会做个州郡刺史什么的。您投降曹操,结局会怎么样呢?“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则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隶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
孙权听了这话之后十分感动,对鲁肃说:你把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正合我意。你真是上天派来辅佐我的啊!“今君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孤也”,(《资治通鉴·赤壁之战》)最后下定了联刘抗曹的决心。
原来,孙权打仗不过是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地位,周瑜打仗不过是怕“铜雀春深锁二乔”,“冲冠一怒”可以为名位,为红颜,却绝不是为了草民百姓。回顾历史,武帝发兵攻大宛,不过是为了取得几匹千里马,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不过是“空见蒲桃入汉家”。而帝王们不可为外人道的这些欲望,却总是被披上国家、民族、正义、公理等神圣的外衣,罩上勇敢、牺牲、无畏、奉献等炫目的光环,而在这外衣和光环下面,隐藏不住的却是千千万万草民们的呻吟呼号,千千万万百姓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样的历史,难道不是荒诞的历史?这样的荒诞,下面掩藏的难道不是深深的悲凉?杜牧是一个诗人,但是也是一个最清醒的史学家。因为,只有正视历史的偶然,才是真正尊重了历史的客观;承认历史的荒诞,才是真正触摸到了历史的荒诞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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