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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突围（第1页）

虽然永安失守的消息尚未传到北京，但北京朝廷也不轻松。大臣们都感觉到上帝会有一种与以往的骚乱不同的可怕，年轻的咸丰皇帝将遏必隆宝刀授给钦差大臣赛尚阿，表明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北京的老百姓们自然也知道南方发生了耶稣教叛乱，但他们总觉得那是离自己很遥远，他们关心“捻匪”在安徽的骚乱。相比之下，安徽离北京近多了。有人认为“捻”就是“结党”的意思。捻军和太平军有点不同，他们跟贩卖私盐的组织有关系，基本不带宗教色彩，更接近天地会的性质。海上也发生了多起造反事件，太平军占领永安两月前，山东半岛的海面上，政府海军兵船遭海盗袭击，副将战死。对于这些造反运动，北京老百姓的态度多半是：

“都欺侮到官府头上啦！”

“官府当然吃瘪啦，那些兵老爷有啥能耐啊。”

“得啦，让他们好好干吧！”

“让谁好好干呀？”

“谁都行。”

什么是爱国？连维材在北京街上边走边考虑这个问题。他已考虑了多次，想了好几年。太平军要建立新国家，官军要镇压，站在哪边才是真正的爱国？他朝着外城棉花头条胡同走去。他要去见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于四年前——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现任武英殿纂修。他是林则徐二女儿普晴的丈夫，也是林则徐妹妹的儿子。那时候，即使无血缘关系，同姓也不能结婚；但只要不同姓，即便近亲也能结婚。

约会地点在招园。招园既不是饭庄，也不是旅馆，更不是谁家的别墅。招园主人是连维材，但平常这里都不住人。招园所在的棉花头条胡同，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地方。人们称这里是“燕市凶宅”，燕市当然指北京，据说若在这一带建宅，其主一定会没落。

明末有位女将军叫秦良玉，原是四川石硅宣抚使之妻，丈夫死后被推为少数民族首领，麾下勇猛善战。明朝对东北战局一筹莫展，便将秦良玉军当作很有力的支柱，她的部队军纪严厉，凡战场上随便退却、不从命令、抢夺居民财物者，都要被斩首。而这支部队在京期间驻扎在刑场一带，也就是棉花头条胡同。

传说这一带“孤魂无归，时出为祟”，谁也不愿在此居住，地价自然便宜。连维材买下这里，将大部分土地改为庭园，建造亭阁。若此地还有徘徊了二百余年的亡魂，他愿招请他们来此成佛，故而起了“招园”这个名字。连维材所招的不仅是亡魂，他一到北京，还常招京官们。

京官是相对地方官而言的，是指在北京的中央机构任职的人，大多是杰出之辈，但薪俸不多。地方官虽也领取同样薪俸，但灰色收入多。京官只靠薪俸生活，而在交际场中又难免要摆阔气，不少京官常会出现赤字。因而他们希望自己能被派到地方去，不论负多少债，一旦去了地方，马上就可全部偿还。由此看来，一开始就去当地方官岂不更好？但一般的观念认为，若无京官经历，将来便不可能有大成就。同样进士及第，成绩优良者常留在中央，担任有进修提高性质的官职；成绩中下者则被任命为正七品知县派往地方。

京官虽在赤字生活中挣扎，但前途无忧。由京官派往地方时，便可被任命为从四品知府或正四品道员，薪俸外的收入非常多。生意人自然都想巴结进士及第的京官。不过，连维材资助沈葆桢并不是为了赚钱，也不完全因为沈葆桢是林则徐的亲戚，而是因为看中他是国家栋梁。

武英殿在紫禁城内西南角，是国营的“图书出版社”，其主要任务是利用国家经费刊刻各种古籍善本，收集各种图书版本，加以校订，编成定本。此工作对沈葆桢而言是一种进修提高。也因此，他没有别的收入，但他迟早是要当上朝廷大官的，所以必须同各方要员保持友好关系，这是很费钱的。

连维材一方面资助沈葆桢，一方面又援助太平军。同时帮助统治阶级和反统治阶级，这显然是矛盾的，即便被人说成脚踏两只船，他也无可辩驳。不过，他有个不变的标准，那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连维材对中国现状感到失望，要改变现状，要改革，但他还不确定应当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中能干的人才，还是寄希望于要推翻政府的“乱党”。为了解“乱党”的实际情况，他把儿子理文送进太平军，而他自己，则进京观察统治阶级的情况。

被请到招园来的除了沈葆桢，还有几位跟他同期的进士。那一期的状元叫张之万，已赴任河南做正考官，目前不在京。进士成绩优秀者，虽说一般会留在中央进修提高，但作为实习，往往也会被派去地方做科考的考官。张之万是状元，出去得早，而沈葆桢要等到来年才会被派到顺天做乡试考官。

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也来到了招园。他和沈葆桢一样，在翰林院进修。当时担任编修官的，还有个编修叫何璩，是广东香山县人。和沈葆桢同姓的江苏吴江人沈桂芬，也曾出差去浙江当考官，最近刚回到北京。

不是同期进士的，只有一人受邀。他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比沈葆桢早九年及第，名叫曾国藩，是湖南省湘乡人，今年四十岁，已官至刑部左侍郎。

为什么要请一个非同期的人呢？其实这次聚会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是应该来的，他和曾国藩是同期进士，但他在福建守丧，避讳出远门。连维材在上京途中路过福州时，林汝舟曾对他说：“我的同期中，曾国藩是最杰出的。您去北京时，定要见见他，我给您写封介绍信。”林汝舟当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中进士，但在进修期间，跟随遭贬职的父亲去了新疆，以后便一直没有当官。他在北京翰林院待过两年，这期间他对同期的人做了观察，连维材要他从目前仍在京的同期人中推荐一名人才，他立即报了曾国藩的名字。招园聚会的名义是“听曾公谈时局”，所以曾国藩来参加是很自然的。

这一天的聚会变成了清末动乱时期政府要人的集会。

“好久未见玉泉兄了，他身体好吗？”曾国藩问李鸿章。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字玉泉，是道光十八年进士。李文安与曾国藩、林汝舟虽是同期，但在一百九十四名同期进士中是第一百一十二名，未能进翰林院，历任刑部主事和郎中等职，主要在司法界活动。曾国藩则青云直上，因而尽管两人都在北京，却少有见面的机会。进士及第的名次虽不能说明一切，但确实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左右着一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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