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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孝宗于1189年禅位，而金世宗于1189年病故。金世宗以后的章宗时期，金朝开始走下坡路。章宗极好浮夸奢侈，到处修建宫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预政事（这与光宗、宁宗时也极为相似）。大臣们只能奉承媚上，图一时安乐，不敢逆其所好。章宗之后，金朝更加衰弱，终于被后起的蒙古政权所灭。

金朝前期南下艰难、后期政局*，自顾不暇，造就了南宋王朝的苟延残喘。至于金灭亡以后，南宋又存活了40多年，其原因也和金前期一样。蒙古人南下同样面临着民族反抗、同样面临着军事形式的变化。而且蒙古政权面临的反抗地域更广、种族更多。反抗者队伍中不光有汉族、还有女真、契丹、党项等前朝遗民。正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南宋才得以存活了一百多年。

辽国的崛起其责任在北宋，金国的崛起其责任在辽，而蒙古国的崛起，其责任在金。

宋王朝并不算太弱，却生活在一个强敌环绕的环境中。相比而言，西夏立国虽晚，但西夏政权却早于北宋而存在。辽国也是如此。辽立国于公元916年，而北宋成立于公元960年，辽比北宋早立国44年，故北宋吞灭辽国并非易事。

那么金国和蒙古国的崛起应由谁来负责？

依我看，金国的崛起主要由辽国负责而不应该由北宋负责；而蒙古的崛起则主要由金国负责而不应该由南宋负责。尤其是蒙古，其崛起后不但横扫亚洲诸国而且向西一直打到多瑙河流域。即便是汉唐再世也难抵蒙古军队的进攻。事实上，蒙古政权在征服世界各国的过程中，南宋的抵抗程度最为激烈，时间也最为持久。这大抵可以说明南宋政权至少在军事上经济上不是一个太弱的政权。　。　想看书来

第四章：文官政府（21）

《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一画、一书是宋朝尤其是北宋繁荣的证明。

宋朝一度创造过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高峰（但不是军事高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北宋留给后世的《清明上河图》和南宋留给后世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得到证明。

《清明上河图》是一副留传甚久的千古名画。它的作者张择端是南北宋之交的大画家。张择端一生作品不菲，但最有名气的还要数《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用高度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写，生动的再现了北宋升平时期的繁荣景象。该图以北宋京城汴京为背景，匠心独具，气势恢宏而且描写细腻，即气象万千又井井有条。据统计，画中各式人物不下八百，但却姿态各异，无一类同。画中场景包括春郊、河岸、码头、虹桥、城门、街市、车船轿子、牲畜、建筑群落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充分展现了北宋当时的繁华。

《东京梦华录》也是一部论述北宋都城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堪称一幅用文字写成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是两宋之交的孟*。他生于北宋末年，公元1103年，随父到东京，在东京汴梁（河南开封）生活了二十多年，北宋覆亡后的南渡。晚年追忆昔日旧京的繁盛，缅怀往事写成《东京梦华录》十卷。书中对北宋都城东京做了详细记载：汴梁的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市、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诸街夜市，反应出当时都城官府、手工业作坊、商业、文化、交通的发达情况和城市的风貌，几乎无所不包。

《东京梦华录》让人们感叹北宋都城的繁华与富庶，感叹当时社会文明发展那的程度。孟*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写道：“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鬓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侧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竟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奏，万国咸通，华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短短数语便勾勒出东京城市的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

《清明上河图》在艺术领域展现宋代的时代风貌。《东京梦华录》则在文学范畴予以记述，两者相得益彰，让后人得以形象具体地了解北宋晚期东京的繁荣奢华和社会风貌。

东京是北宋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视北宋社会全貌。在中国从秦开始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宋朝是个分界线和转折点。在此之前和之后，社会结构尤其习俗方面有了明显的不同。

两宋以前，特别是唐代时，城市居民受坊市制度的限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娱乐及活动大都只能在白天进行，人们日常生活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单调乏味的。到了两宋时期，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过去的坊市制崩溃，城市居民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居民在夜晚的活动只要在当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就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涉。由这一变化导致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和劳动等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宵禁解除，夜市兴起，人们不再受夜晚关闭坊门的束缚，于是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由于人们喜欢夜里出来活动，因而城市夜生活变的丰富多彩，夜市十分兴盛，同时早市也十分受欢迎。

第四章：文官政府（22）

与夜市早市相适应的，又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瓷器制作水平的提高和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二是茶文化的兴起。许多市民以精益求精、消遣娱情的态度来培育茶文化，因此饮茶十分讲究，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千年长盛不衰。当时不仅开封、临安、成都等大城市如此，就连一般县镇、饮茶习惯也蔚然成风。由于受城市生活的影响，民众对艺术和娱乐产生了新的需求。市民阶层迫切需要这些方面的发展，为此城市中出现了适应此项需要的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　瓦肆内艺人们的表演的节目多种多样，有令人惊叹的索上担水，踢瓶踢缸等杂技绝活，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曲艺表演。这些不但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社会活动，而且还推动着文学艺术领域的蓬勃发展。宋词、诗歌、话本、曲艺、绘画无不大放异彩。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居住、服饰、习俗等方面也有了和前代明显的不同，有些习俗甚至流传至今。

宋代在精英阶层和劳动人民之间曾出现过新的势力，即商人阶层。这种趋势极有可能导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大学的兴起。可惜，这一切可能被蒙古军的弯刀斩断了。

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在统治精英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出现了新的势力，即商人阶层。商人们在改变着社会面貌，它消弱了中国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将人们引向新的意识形态，士大夫和他们之间的利益联系日益密切。这种情形和欧洲当时的情形十分相似，欧洲正是在商业流动的气氛中诞生了市民阶层商人阶层并孕育了大学的建立，而同时期的北宋也出现了这种趋势。这种趋势极有可能导致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大学的兴起，只可惜由于蒙古的入侵，这种局面和趋势被迫中止。

如果把宋朝时期发生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放在更大的背景中来看，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它反应了宋代时期人们在精神上的某种自由和独立，也反映了文官政府的某种开明和开放。它不仅反映在生活中也反映在政治领域。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从宋朝就开始了。

和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相比，宋朝政治生活中有两个现象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特征：一个是“女性独立”，另一个是禅让成风。

先看一下女性独立。我所指的所谓“女性独立”，实际上就是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河南巩县的洛水边座落着几十座宋代皇陵。和其它朝代不同的是，在北宋的皇陵中，皇后是不与皇帝合葬的。这反映了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是皇后的政治地位因为封建礼法的承认而在陵寝制度上的反映。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而已。不仅如此，从真宗时期的刘皇后开始，死后的谥号一改以往皇后的谥号只有两个字的惯，增加到四个字，这在封建时代应该算是大的突破。

在政治生活中，宋朝皇后、皇太后参政议政的现象极为普遍。象宋真宗时代的刘皇后临朝听政达十一年之久。在她之后的曹太后、高太后都有听政之举。南宋时期的吴皇后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长达55年，是历史上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她虽然不垂帘听政，却每每帮助朝廷度过危机，深受后世史家的好评。在她之后有光宗时的李后、宁宗时期的杨太后、理宗时期的贾妃南宋末期的谢太后，都有干政之举。“太后参政议政”成为宋王朝独具特色的政治设计。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宋朝太后虽然参政议政但却很少越位。终宋朝各个时期，除极少数的朝代外，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发展成外戚专权，也没有出现宦官执政的局面，而是很好的保持了皇帝、太后、权臣三角权力体系。太后是依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非依靠家族的身份而在政坛上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独立或地位提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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