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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昌听了很满意：“其实，久之同志，组织上确实也从未因你是个非党员而对你另眼相看。你只是个形式上未入党的‘特殊党员’。组织上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诚。今天我来这儿，是向你布置一项十分机密而重要的任务，这是恩来同志的指示。”

一听有重要而机密的任务，陆久之全身来了劲，他睁大双眼，仔细聆听着。

十：保险箱

原来，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开完会后，来到上海，准备绕道返回日本。未料抵达上海后，不幸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报告了上级特务机关。时值1929年秋天，大权大握的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一意讨好日本的军阀集团，得到这个情报，喜之不胜，立即下令，要特务机关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把佐野学秘密逮捕起来。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他想把佐野学当作一件丰厚的“礼物”，押送日本政府，表示中日两国政府彼此一条心，共同防御共产主义这个“洪水猛兽”。

特务机关奉令后，立即布下重重关卡：车站、码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到处突击搜查。佐野学面临如此困境，焦急万分，无奈之下，只得请求中国共产党给予帮助，使他能顺利安全地返回日本。

“恩来同志承担了这件事。他经过研究以后，派我来你家传达指示。情况目前相当紧急，请你马上设法掩护和保卫这位日共领袖的起居安全，你要把他放进绝对安全可靠的‘保险箱’中，不要让追捕他的特务得逞。”

“绝对安全可靠的‘保险箱’？”陆久之陷入沉思。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一：日共书记

经过反复考虑，陆久之认为最可靠最安全的“保险箱”就是自己的家。他所居住的位于福煦路明德坊的住宅，是一幢布置得相当富丽豪华的公馆，它虽没有“侯门似海”的威严，却也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派。黄色工会的小特务轻易不敢来惹事生非。这阵子，陆久之故意作出的“纨绔子弟”的本相，使得小特务们的盯梢大为松懈，再加上陆久之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他们也乐得对陆久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对他们，陆久之虽不敢大意，但也不是太当回事，因为何新总是在暗中帮衬着他。

陆久之向陈寿昌陈述了他的意见和计划，还补充道：“我父亲住的威海卫路近在咫尺，虽说孙传芳现在失势，但影响尚在，所以我父亲的社会地位依然显赫，而我家又处在租界重地，中国政府不能在此随意抓人，出于这两层原因，特务们抓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陈寿昌很赞同陆久之的计划，于是第二天，陆久之就正式把佐野学总书记接到家中。

陆久之亲热地挽着佐野学的手，走进家里。他向家里人这样介绍佐野学：

“这是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期的一位教日语的老师，刚从外地旅行回来，因身体不好，在我家休养几天。”

陆久之并不想把真相告诉家里人，他不愿意家人为此担惊受怕，增加他们的思想负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不会说中文的佐野学有礼貌地向大家点点头，然后随陆久之上了楼上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房间。

为了尽心尽力、不打折扣地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出一毫差错，陆久之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陪着佐野学。

由于佐野学不懂中文，而陆久之的日语也极其有限，两人呆在一起，朝夕共处，语言交流相当困难。好在，日本文字是依据汉字而造的，有些文字读音虽不同，但写在纸上，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于是，他们便用笔来交流彼此的思想感受和其他。

陆久之小时候读过不少戚继光抵抗倭寇等故事，总认为日本人是倭寇，喜欢侵略邻国。而在中国近代史上，那次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日本的成见。他本能地不喜欢日本和日本人。在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后，陆久之虽然也懂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懂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国际主义思想，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但是，由于没有和受压迫的外国人打过交道，因此思想上还是有格格不入的想法。和佐野学的相交改变了他的成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二：思想负担

佐野学在陆久之家安全地住了一个月零五天。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纸和笔，陆久之对日本民族有了较深较多的了解，知道这个国家压迫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日本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受尽苦难，渴望推翻现在的不合理的制度，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只要我们努力，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球实现！”佐野学豪情万丈地说道，他是个充满信心和乐观的共产党员，虽身处逆境，但脸上从来没有彷惶无依的神情。

两人虽然交流不是很通畅，但思想上却没有距离，所以很快成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待到分手那一天，彼此都有些依依不舍。

佐野学临走时，再三再四向陆久之表示，欢迎他以后去日本看他，他还把自己身上一条西装领带和一副金质的衬衫纽扣赠送给陆久之，作为永久的纪念品。

顺利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保护佐野学的任务后，陆久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事实证明，自己并没有辜负党的信任。

但是没过几天，陆久之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听说佐野学在闸北区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陷阱，由日本政府引渡押回东京受审。

当陆久之向陈寿昌证实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后悔，痛责自己不该轻易让佐野学离开。如果佐野学是在他家里被逮捕的，那自然是陆久之的责任，即使满身是嘴也是解释不清的，但事情并未发生在他家，照理陆久之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然而因为佐野学是离开他家不久即遭逮捕的，他依然脱不了嫌疑，为此他心里十分苦闷，思想包袱很重，担心组织上会因此对他产生怀疑。

得知陆久之的思想负担后，陈寿昌郑重地向他说道：“事实毕竟是事实，不要去计较别人的怀疑，组织上是完全信任你的，你可千万不要自己背上思想包袱！”

在陆久之心里，陈寿昌一直是代表组织来和他谈话并向他布置任务的，所以他对陈寿昌的话深信不疑，他只觉得一股暖流似涓涓细流一直流淌到心里。是啊，还有什么能比组织上的信任更为让人感动的呢？

紧紧握住陈寿昌的手，陆久之激动得无法自语。

十三：特殊医院

没过几日，陈寿昌又向陆久之布置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需要临时租赁一幢安全可靠的房屋，作为各地来沪代表的居住场所。

1929年的上海，是蒋介石统治下各种反动势力占明显上风的白色恐怖城市，蒋介石的爪牙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奉行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政策。许多无辜的群众都被牵连进去，更何况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等于是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开会，这是一桩极需智慧、勇气的事情，这是在风高浪尖的上海和羽翼丰满的蒋介石较量，难度极高。万一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被敌人看出破绽来，就会“一网打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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