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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司法省根据官吏惩戒令，对发生佐久间越狱事件的札幌刑务所相关者下达了处分决定。

刑务所所长因监督不力受到申斥处分，监管负责人戒护课课长龟冈梅太郎、两名事发当夜执勤的看守各自接受一个月减薪百分之十的处分。同时，那天夜里虽然不值班但默许佐久间违反监规的两名看守部长给予一个月减薪百分之五的处分。

此后，关于佐久间的消息音信全无，估计他是逃进了深山里。

缺粮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主食配给全国平均延期二十天，北海道竟达到九十天，全国最差。

北海道官署害怕居民陷入饥饿状态，极力要求农户交售粮食，一直分摊到町、村一级，有农户答应交售，但相反也有人无视官署的要求，将粮食流向黑市赚了很多钱。北海道知事担忧那种倾向泛滥，不辞辛劳地在农村地带奔走，恳请各町、村的代表按分摊的数量完成交售任务，可是这样的督励几乎毫无效果。官署为了缓和粮食困境申请紧急进口，但美军军政部始终坚持农户的交售不达到百分之百就不准进口的原则。北海道各地不断发生闹米风潮的游行，知事甚至向农业大臣发出极秘电报，暗示“如果进口粮食还不到货，看情形恐怕会发生暴动”。

札幌刑务所里的犯人粮食也难以保证了。幸好鲱鱼丰收向刑务所送来了鲱鱼干，作为经常中断的蛋白源而储藏起来，但搞到的主食的数量很少，不得已增加了分发菜粥的次数。

接着，因为收监犯人员快速增加，使粮食困境雪上加霜。全国刑务所的犯人平均收监率甚至达到定员的百分之一百六十，这个比例还在继续增长。札幌刑务所的情况也一样，单人牢房关押三名犯人，关押佐久间的特设牢房也已经像杂居牢房一样。冬季如果牢房内关押人数多，靠体温也容易熬过寒冷，但随着气温上升，牢房超员，会使犯人倍感痛苦。狭窄的牢房内闷热难熬，臭气熏蒸。夜里被褥叠被褥，处于如过江之鲫甚至无法翻身的状态。犯人们的眼睛里凝聚着越来越浓的焦虑。

所长在定山溪和手稻分别建造临时监舍，作为减少收监人员的措施把犯人转送过去。让他们采伐国有林的树木分别做成木材和柴火。角山农场的监舍里当然也收押了很多犯人，让他们从事农耕作业。

龟冈得知7月上旬岩国少年刑务所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该刑务所建筑陈旧、设备简陋，何况收押着接近定员两倍的少年，随着夏天越来越闷热，不满情绪郁积，终于引发集体暴动，十二名少年破坏监舍逃跑。看守们虽然用装满子弹的手枪进行威吓，在刑务所内外将逃跑的少年全部抓获，但发射子弹十七发，一名少年被击毙，两名重伤。

因为去年夏天也发生过暴动和集体逃跑的事件，所以司法省向全国刑务所所长发出指令，要严加警惕，以防发生事故。

札幌刑务所因为地域关系，夏天凉快，监舍里很少溽暑难熬，但所长为了不让超员关押的犯人们感到压抑，让重刑犯也在狱内参加劳动，努力让他们接触到户外的空气。

岩国少年刑务所的逃跑事件发生以后，全国的刑务所再也没有发生过不幸事故，8月也算是平稳度过了。札幌刑务所的犯人们很顺从地参加了狱内劳动。

随着服刑人员的快速增长，看守的工作量也大幅增加。1946年2月由于行政改革，将七千四百二十九人的编制削减到一千人的编制，但当时四万人的囚犯人数已经达到将近八万人，所以凭定编人数已经不可能掌控监控的态势。因此，四个月前的1947年4月，司法省下达命令，宣布将定编人数增加到九千一百四十一人。但看守凭低廉的薪水无法支撑生活，所以愿意当看守的人很少，招募的新人大多是体格孱羸、意志薄弱的不合格者，仍不能补足定编的人数。

看守人员不足，稍能弥补的就是根据1944年发布的通知，从犯人中挑选特警队员。特警队员的挑选标准，作为原则规定为“初犯者，年龄二十三岁至五十岁，军队出身或有教养、有见识的人，品行端正、健康者，尤其是没有逃跑倾向的，残刑八个月以上三年以下”。正在为看守人员不足的状态焦头烂额的各刑务所，都积极采用这个办法。但是，犯人之间对长期刑犯人和累犯有趋炎附势的倾向，他们看不起初犯且短期刑犯人的特警队员，会尝试做无言的抵抗，其他犯人也会出现投其所好的现象。因此，刑务所方面向司法省提出，也应该从长期刑犯人或者累犯中选拔特警队员。司法省经过讨论，最后同意了这个建议。

随着战局的恶化，已经没有时间对作为特警队员选拔的犯人进行实习培训，队员的素质低下变得很明显。他们中也有人滥用作为看守辅助人员的权力对犯人施暴，或者闯进伙房贪吃超过定量的食物。有犯人稍有反感，他们便向看守汇报说对方违反监规并加以处罚，所以犯人们害怕他们远胜于看守。这种倾向日趋明显，还发生了有犯人从劳动场所逃走时、追捕他们的特警队员主动隐瞒去向的事故，甚至有人离开刑务所到狱外去找农户，搞到食物换成金钱。

担忧这种倾向的刑政局局长正木亮，于1945年2月28日向各刑务所所长发出书面警告，要求严格控制特警队员的人选，加强任命后的领导监督，如果队员出现不端行为，立即取消队员资格。

战争结束后，特警队员制度的弊端更加突出。

由于战败，看守们处于迷茫状态，特警队员的日子反而过得有滋有味。看守们只能吃粗劣的伙食，在繁忙的工作期间还要去努力寻找粮食，但获得的食物少得可怜，身体也很瘦弱。相比之下，特警队员除了比看守优越的犯人伙食之外，还会在伙房里偷吃，体格远胜于看守。特警队员挑选的都是能压服普通犯人的人物，在犯人中自然有很多团伙关系，旧军人的数量减少了。他们虽然是看守辅助人员的角色，在犯人们面前却更像是君临天下，只优待臭气相投的犯人，对其他犯人却以苛刻的态度对待。

面对这样的倾向，行刑局局长冈田善一向各刑务所所长指示，重新讨论特警队员的选拔方法，并严格加以培训。

札幌刑务所在所长的正确领导下，没有出现特警队制度的弊害。特警队员中也有团伙关系的犯人，但所里规定要将汇报监视结果作为义务，严格服从看守的命令。职员出差去远地领取犯人的食物时，特警队员也跟着同去，扛着货物回到刑务所。他们忠实地遵循看守的辅助角色。可是，他们中也有人收受犯人送的食物等，作为其回报为犯人谋取好处。犯人去参加国铁苗穗机关区的煤炭装卸劳动，有嫡亲者将寿司悄悄地塞给犯人，也有特警队员视而不见。发现这些情况后，刑务所立即罢免这些队员，由其他服刑成绩好的犯人代替。

特警队制度是在战时设置的怪胎，战争结束后，司法省内部对它的批评声日益高涨。

札幌市内秋风乍起时，龟冈从所长那里得知静冈刑务所发生了罕见的大暴动。那是特警队制度本身具有的矛盾爆发了。

静冈刑务所于1945年6月19日遭到空袭，东海地区遭受了大约一百一十架B29的夜间攻击，结果大半办公室和工厂、四栋机关宿舍被烧毁，静冈市区也化为焦土，职员几乎都遭受了损失。烧剩的监舍定员是三百一十人，但这些建筑中关押着超过两倍的犯人六百三十七人。与此相反，看守却只有七十三人，其中三十六人是录用不到一年的新手，监管能力很差。加上他们房屋被烧，有的人以临时居住的身份处于缺粮少食、精神迷茫之中。因此犯人的监管大多由特警队员承担，刑务所方面从队员中选出班长、副班长，以他们为主采取自治态势。

班长、副班长大多是有团伙关系的累犯，所以他们渐渐地炫耀自己的权力。他们崇尚武力，也有胆识，对看守无意中流露出妄自尊大的态度，看守因惧怕他们甚至处于向他们献媚的失常状态。

1947年9月6日下午1点左右，文书课收发室职员在办公室走廊里被判刑五年、累犯七次的I喊住。

“我的假释许可证出来了吗？”I问。他是特警队员中最有权力的第一工厂的班长。

职员看见过I的假释许可证从司法省送到了文书课，但不知道上面的指定日期是10月17日。

职员回答说“已经送到了”，I欢天喜地地回到第一工厂，召集在工厂里劳动的所有犯人和其他工厂的班长们进行道别，还把随身物品集中整理好等候传唤。可是，接到传唤的是决定那天假释的其他犯人。

他已经向犯人们道过别，因此下不了台。他火冒三丈，于下午4点左右带着八名班长率先冲进戒护办公室，接着又闯进刑务所所长办公室，强行要求所长立即假释。

所长说假释日期是司法省行刑局局长定的，自己没有这个权力并拒绝了他的要求。以I为首的班长们不理会所长的说法破口大骂，在走廊里的数名犯人也闯进房间举起椅子开始胡闹。正好结束工厂里的劳动回监舍的数十名犯人听到所长办公室里的喧闹声，便与I他们相呼应，抄起堆放在狱内的方木料、圆木等建筑材料就开始砸办公楼的窗玻璃，破坏走廊、板壁等。接着他们闯进所长办公室殴打所长，把他踢翻在地，扯掉他的衬衫让他赤裸着上半身。文书课收发室的职员也遭到暴打，头部受了重伤。

任保安负责人的戒护课课长平时就常常默许特警队员自由行动，所以仰仗着他们的好意像被他们保护着似的从办公楼躲到了工厂里。其他看守和职员害怕犯人们的举动只是袖手旁观。只有总务课课长挺身而出保护所长。

所长随总务课课长一起逃到大门附近，但手持菜刀从伙房里出来的犯人们堵在大门口，无法逃到狱外。一名暴烈的犯人用菜刀想要刺所长，因此所长不得已只好说道：“假释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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