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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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

1979年，日本进出口银行（后改名为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获得批准，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代表处。

两年后，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获准在深圳设立分行，成为1949年后首家进入大陆的营业性外资银行。

1985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成立。此后，一批外资银行和金融公司陆续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主要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和独资、合资金融机构。

截至1993年年底，外资银行共在13个城市设立了76家营业性机构，资产总额为89亿美元，业务范围主要是为外资企业与外国人提供外汇服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政策主要是为在华的外资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

1994年，我国颁布了规范外资银行管理的第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范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行为，包括市场准入与监管标准，使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更加透明和稳定。

两年后，中央政府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做试点，为外资企业与外国人提供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深圳成为第二个试点城市。

1994年至1997年，在华的外资银行数量翻了1倍多，达到175家，而其资产总额增长到原来的4倍。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外资银行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扩张更加谨慎，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速度也随之放缓。有些外资银行甚至撤出了中国市场。1998年至2001年，只有15家新的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在华设立。

入世承诺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加快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入世之际，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取代1994年的旧管理条例。

新条例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外币与人民币业务都作出了规定，并统一了中外资银行机构设立新的营业性机构的申请程序。

沉浮：外资银行抢滩中国（2）

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可以正式在上海与深圳开展人民币业务。在天津与大连的外资银行也可以申请人民币业务牌照，但业务范围仍局限于面向外国客户。

1年以后，青岛、南京、武汉、广州和珠海5城市的外资银行可以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2003年12月1日，范围继续扩大至济南、福州、成都及重庆。

2004年8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大幅降低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门槛，并简化了申请程序。

外资银行经营企业人民币业务与零售人民币业务的资金要求分别由原来的4亿和6亿人民币，降至3亿和5亿人民币；并且取消了之前要求每家外资银行每年只能新设1家分行的要求。

根据中国入世承诺，自2004年12月1日起，北京、昆明、厦门的外资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同时，西安、沈阳两城市提前1年开放。

2005年12月起，7个城市开放，汕头、宁波是中国入世时所承诺的，而不在入世承诺之列的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和南宁也同时开放，人民币业务开放的城市达到25个。

在中国入世之后的5年中，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由190家增至312家。

但是相比较而言，2006年12月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对于外资银行机构更具吸引力。根据中国入世承诺，入世5年之后，所有的地域及业务限制都将取消。银监会于年底正式开放之前颁布了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根据审慎性监管原则实施法人导向，鼓励希望在中国为本地居民提供零售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进行法人注册。

在条例颁布之后，几家外资银行争先恐后地递交了本地注册的申请。在条例颁布的当天，渣打银行就召开了媒体见面会，渣打中国区总裁曾景璇非常自豪地宣布：渣打银行已于今天一早递交了本地注册的申请。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外资银行，无论是本地法人银行或外资分行，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央行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达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47％，占全国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的。

外资银行贷款余额达亿美元，年增长；存款余额亿美元，年增长。

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

在扩张自身业务的同时，外资银行也积极入股中资银行，与其合作。目前，单一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比不得超过20％，所有外资投资者所占股比不得超过25％。

以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为例，在工行上市之前，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作为战略投资者共支付了38亿美元收购工行10％的股份。

外资银行的兴趣并不仅仅在工行一类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他们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及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如花旗投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荷兰国际集团投资北京银行。

股权投资似乎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中资银行获得了资金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而外资银行则通过入股中资银行在国内站稳了脚跟。

张璐文

保险业的跨国姻缘（1）

跨国婚姻不易维持，对人如此，对企业亦如此。在中国的合资保险企业中，中外资的“跨国姻缘”也是波折不断，成为保险业改革开放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小插曲。

2008年年初，39岁的韩琳（化名）一度对她的工作忧心忡忡。她的忧虑并非来自于她的工作能力，主要是市场上传闻说她所在的这家合资保险公司的中方股东有可能退出，人员的调整自然也是难免的。这样的例子在保险业内并不少见。合资保险公司的解体往往会影响一批人。不幸的婚姻虽然各有不同，但往往都是由无法调和的差异造成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公司的跨国“联姻”也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婚姻危机”。

韩琳已经在中美大都会任职两年了。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合资公司，2003年由美国大都会和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美股东各占50％的股权。但是2008年年初，一篇名为“首都机场拟退出保险业

转让中美大都会股权”的报道让韩琳忐忑不安。

文章援引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张志忠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集团面临战略定位不够清晰、产业链过长、内部管控不到位等问题”，首都机场已开始收缩产业链，决定退出缺乏竞争优势、赢利能力不强、与主业关系不密切而且长期占用资金、资金效率极低的产业，初步确定退出的领域为保险和航空运输业务。“由于国资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有大型企业及其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国有企业开始对合资寿险公司失去了耐心，因为一家寿险企业经常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时间才能开始赢利”，北京大学保险系副主任郑伟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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