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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泾师之变（第1页）

德宗时国力之疲敝，首于其财政见之。《旧唐书·卢杞传》曰：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兵，月费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赞亦计无所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罢兵后以公钱还。敕既下，京兆尹韦桢，督责颇峻，人有自缢而死者。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通鉴》胡《注》：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计僦质与借商，才及二百万贯。德宗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纪》在建中三年七月。明年建中四年（783年）。六月，赵赞又请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间二千，中等千，下等五百。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食货志》曰：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复请行常平税茶之法。又以军须迫蹙，常平利不时集，乃请税屋间架、除陌钱。案常平之法，事在建中三年九月，见《志》上文及《本纪》。志载赞疏，引古轻重、平准之法以为言。自京城盐、米，推及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兼置疋段丝麻，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价收籴。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则竹、木、茶、漆之税，与常平原是一法；而后来除陌之率，亦因此时之商税而增。《志》云：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然则苛税之原，由于平准，本意不达，乃由兵事迫之，不可以为赞咎；公田之法，虽有计议，自谓不便，即寝不行；赞固非聚敛之臣也。《德宗纪》：建中元年（780年），户部计帐，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大历末征税所入，总千二百万贯，盐利过半，已见上章第四节。其时盐利而外，赋入不过六百万缗，此时已增七百万，然合盐利计之，亦当不越二千万。《新书·食货志》云：杨炎作两税法，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视建中元年（780年），所增又及其半。盖两税之成效？然以供是时之兵费，则固万无足理。《新书·食货志》又曰：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给。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兵事之广且久如彼，将士之自利又如此，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度支又安能给之邪？

《新书·陆贽传》：贽见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而李希烈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幽、燕、恒、魏，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益以襄、邓虏获之实，东寇则饷道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昔之精骑，上党、孟津，今之锐师，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李勉，文吏也，而当汴必争之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使李怀光解襄城之围，而专以太原、泽潞兵抗山东，则梁、宋安。”又言：“太宗列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为御。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之众，已屯山东，而神策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苦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诸榷之科，日日以甚。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畿甸者，何以备之？”读此疏，可见唐兵力之不足。《传》云：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可见势有必至，明者皆能豫烛之，肘腋变生，正不得尽诿诸事势之艰难也。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发泾原之兵东救襄城。节度使姚令言以兵五千至京师。《旧传》作五万，《通鉴》从奉天记作五千。军士冒雨寒甚，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无所有。京兆尹王翃犒之，又惟粝食菜饭。军士怒，至浐水，还趋京城。上奔奉天。见第六章第二节。初刘文喜平，朱泚还镇凤翔。朱滔既叛，以蜡书遗泚，为马燧所获，并使者送京师。上乃召泚还，留之长安，而以张镒代镇凤翔。及是，乱兵奉泚为主。令言及朝臣之不得志者源休、张光晟、李忠臣等皆附之。泚以段秀实尝为泾原，得士心，后罢兵权，必蓄愤，召之谋议。秀实谋诛之，不克而死。上之将如奉天也，张镒窃知之，将迎銮驾，上亦以奉天迫隘，欲之凤翔。凤翔将李楚琳，尝事朱泚，得其心，与其党作乱，杀镒。上乃止。泚遂僭号。国号秦。明年正月，改称汉。自将逼奉天。时奉天兵备单薄，幸得左金吾将军浑瑊、邠宁留后韩游瑰力战御之。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盐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夏州刺史时常春，夏州见第二章第二节。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渭北节度，时治鄜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合万人入援。

道漠谷，在奉天北。为贼所败，退保邠州。时马燧、李芃闻变，各归本镇。李抱真亦退屯临洺。李怀光帅众赴长安。自河中渡河，西屯蒲城。李晟出飞狐，在今河北蔚县东南，接河北涞水。至代州，见第二章第二节。诏加神策行营节度使，亦至河中，由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在长安东北。西渭桥在长安西南，即便桥也。中渭桥在长安北。刘德信自汝州入援，亦屯东渭桥。神策兵马使尚可孤以三千人讨李希烈，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取蓝田。见第二章第六节。镇国军节度副使骆元光奉先养子。守潼关，朱泚遣将袭华州，见第六章第二节。元光击走之，遂军华州。上即以为镇国军节度使，贼由是不能东出。马燧遣其子汇及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入援，屯东渭桥。李怀光叛后，此军还河东。于是泚党所据，惟长安而已。十一月，李怀光西出，败泚兵于醴泉，见第六章第二节。泚乃解奉天之围。

《旧书·李怀光传》曰：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杞、赵赞、白志贞等奸佞。且曰：“吾见上，当请诛之。”杞等微知之，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德宗从之。怀光屯军咸阳，见第五章第一节。数上表暴扬杞等罪。上不得已，为贬杞、赞、志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臣也，又杀之。怀光既不敢进军，迁延自疑，因谋为乱，《卢杞传》曰：或谓王翃、赵赞曰：“怀光累叹愤，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刻薄军粮，乘舆播迁，三臣之罪也。今怀光勋业崇重，圣上必开襟布诚，询问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翃、赞白杞。杞乃从容奏曰：“怀光勋业，宗社是赖。臣闻贼徒破胆，皆无守心。因其兵威，一举可破。若许其朝觐，则必赐宴流连，使贼得从容完备，恐难图之，不如使迳收京城。”帝然之。乃诏怀光率众屯便桥，克期齐进。赵赞非聚敛之臣，已如前说。当时财力实竭，犒师之薄，亦岂得以咎王翃？陆贽劾裴延龄疏，追述是时事曰：于时内府之积，尚如丘山，竟资凶渠，以饵贪率。论者因争咎德宗之吝。然贽言或过其实，即谓不然，是时用度方广，亦不得不事节啬也。《白志贞传》云：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婿端王傅吴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有急，俱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家出子弟、甲马，亦与其男官。自是京师人心摇震，不保家室。时禁军召募，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者，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填其阙，其人皆在市廛，及泾师犯阙，诏志贞以神策军拒贼，无一人至者。上无以御寇，乃图出幸。至奉天，仍以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闻李怀光至，恐暴扬其罪，乃与卢杞同沮怀光入朝。众议喧沸，言致播迁，杞、志贞之罪也，故与杞同贬。夫召募非易，节度、观察、团练多武人，豪富使其家出子弟、甲马，宁得谓为非计？沽贩之徒，列名军籍，其弊乃自开元已来，非易卒革。即谓不然，谓志贞未能除弊可，谓其弊即由于志贞则不可。泾师卒变，召以自卫无至者，自缘东征死亡多，陆贽固已言之矣。志贞初受知于李光弼；代宗亦素知之，用为司农卿，在寺十余年；德宗召见与语，遽引为腹心，遂用为神策军使；度其才必有过人者。至奉天仍使都知兵马，可见播越之非其罪。且谓其权并宰相，能与卢杞同沮怀光，亦岂实录？抑令怀光迳收京城，岂得谓为失策？若谓其出于私意，试问何由知之？《志贞传》谓其与卢杞同贬，出于众议喧沸，可知其事不专由怀光，作史者乃正冯是时之众议以立说耳。《旧书》此等处甚多。怀光粗人，安知朝政？而断断以三人为言，恐正为不悦三人者所构也。朋党之为祸，不亦烈乎？此时与杞并相者，尚有关播。据《旧书》本传观之，其行事殊美，而独于其为相时诋之曰：政事决在卢杞，播但敛衽取容而已。此以与杞同，即为罪状也。又曰：杞等贬，播尚知政事，中外嚣然，以为不可，遂罢相，改刑部尚书。大臣韦伦等泣于朝曰：“宰相不能谋猷翊赞，以至今日，而尚为尚书，可痛心也。”此为国家求贤才、惜政治邪？抑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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