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一篇 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 1（第1页）

他们来了。我还没有作好准备。我该怎么办？我是个新老师，在工作中学习。

在我教学生涯的第一天，我因为吃了一名高中男孩的三明治而差点被开除；第二天，我因为提到和绵羊交朋友的可能性而差点被开除。除此之外，我在纽约市三十年的高中教学生涯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我常常拿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待在那儿。后来，我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九五八年三月里的一天，在纽约市斯塔滕岛区麦基职业技术高中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坐在讲台边，摆弄着这份新工作的办公用品：五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每班一个）、一团松脆的橡皮筋、一叠褐色的战时记录纸（上面沾着造纸时掉进去的任何东西）、一块破黑板擦和一摞白色卡片（我将把这些卡片一排排地插入这本破旧的红色德莱尼考勤记录本，以帮助我记住一百六十多个男孩、女孩的名字，他们将每天排排坐在五个不同的班级里）。在卡片上，我将记录男孩、女孩们出勤和迟到的情况；他们干坏事时，我也要在卡片上做些小记号。我被告知应该用红笔记录坏事，学校却没有提供红笔。现在，我要么填写表格申请一支，要么就到商店买一支，因为记录坏事的红笔是老师最有力的武器。我有许多东西要到商店购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美国社会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惠及学校，特别是需要教学用品的新老师。负责行政的校长助理给过一张纸条，提醒所有老师注意本市的财政困难，并请节约使用这些教学用品。今天上午，我得作些决定。一分钟后，铃声将会响起，他们将蜂拥而入。如果他们看见我坐在讲台边，他们会说什么呢？嘿，快看，他正在躲起来。他们是研究老师的高手。坐在讲台边意味着你害怕了或者你很懒，所以把讲台作为屏障。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讲台站着，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做个男子汉。第一天犯的错误需要几个月来弥补。

即将到来的孩子们上十一年级，十六岁。从幼儿园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学校待了十一年。所以，老师来，老师去，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老师：年长的、年轻的、粗暴的、和善的。孩子们观察、审视、判断。总的来说，他们知道老师的身体语言、语气语调和行为举止。他们似乎不是在洗手间或自助餐馆里无所事事时才讨论这些。十一年来，他们完全掌握了这一切，并传授给下一届的孩子。留心博伊德小姐，他们会说，作业，啊，作业。她改作业。改的。她没结婚，所以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尽量选已婚有孩子的老师，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看文章。如果博伊德小姐定期做爱，她就不会布置那么多作业。她和她的猫一起在家里听古典音乐，改我们的作业，给我们添麻烦。有些老师好对付。他们给你布置一堆作业，收上来打个钩，甚至看都没看。你可以抄一页《圣经》交上去，他们照样会在页首写上“很好”。博伊德小姐不这样。她会立马走到你身边：对不起，查理，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吗？而你不得不承认，不是，这不是你写的。这时，你就麻烦了，哥们儿。

提前到校是个错误，这给了人太多时间考虑将要面对的一切。我从哪儿来的这个勇气，认为自己能够应付美国青少年？无知。就是它给了我勇气。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时代，报纸上报道了美国青少年的巨大不幸。这些是“‘迷惘的一代’的迷惘孩子的迷惘孩子”。电影、音乐剧、书籍都在告诉我们他们的不幸：《无因的反叛》、《黑板丛林》、《西区故事》、《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发表绝望的演讲：生活没有意义，所有的大人都是骗子，活着有什么用？他们没有什么可盼望的，甚至没有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前往穷乡僻壤杀死土著人，戴着勋章，拄着拐杖，穿过抛撒彩纸的欢迎人群沿百老汇大街行进，接受姑娘们的赞美）。对刚刚打完仗的父亲们抱怨没有用，对父亲们打仗时在家等候的母亲们抱怨也没有用。父亲们会说：哦，闭嘴，别烦我。我屁股上还有块炸弹碎片。我没时间听你抱怨。你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好抱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像你那么大时，都已经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了，后来又到码头干活，这样我才能送你这个可怜的笨蛋去上学。去挤你那些该死的青春痘吧，让我看会儿报纸。

青少年有那么多不幸，以至于他们组成众多帮派，相互斗殴。这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有着凄美爱情故事和雄壮背景音乐的暴力美学，而是卑鄙的打斗。他们彼此谩骂诅咒。意大利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手持刀子、链条、棒球棒，在中央公园和希望公园彼此攻击，血溅草地，而不论是谁的血，都一样鲜红。如果有人丧命，就会招致公众的愤怒和指责：如果学校和老师履行职责，这些可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爱国者们声称：如果这些孩子有时间和精力打群架，我们何不把他们送到海外去打那些该死的共产分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个问题？

许多人认为，职业学校是为没能力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开办的垃圾倾倒场。这样说很势利。上千个年轻人想成为自动化机械师、美容师、机械师、电工、水暖工和木匠，对于公众来说，这无关紧要。这些年轻人不想被宗教改革、一八一二年战争、沃尔特·惠特曼、艺术欣赏和果蝇的性生活所困扰。

但是，哥们儿，如果不得不学这些，我们会学的。我们会坐在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课堂上。我们会在我们的商店工作，在那儿，我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我们会努力对老师好，并在四年后离开这里。唷！

他们来了。门砰的一声撞上黑板下方的架子，激起一阵粉笔灰。一大群人涌进教室。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走进教室，说声早上好，然后坐下呢？哦，不。他们得推着挤着。一个用装出来的威胁口气说：嗨。另一个回敬道：嗨。他们彼此侮辱，毫不理会最后一遍铃声，不慌不忙地坐下。那很酷，老兄。看，那有个新老师。新老师懂个屁。那又怎样？铃声？老师？新家伙。他是谁？管他呢。他们隔着整间教室和朋友交谈，懒洋洋地靠在对于他们来说过小的课桌上，伸出双腿。如果有人被绊倒，他们就哈哈大笑。他们朝窗外看，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看美国国旗或者看由马德小姐（现已退休）用胶布贴在墙上的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的图片。这是《生活》杂志的封面，那图片到处都是。在课桌上父兄多年前的凿痕旁，他们用铅笔刀刻上姓名的首字母，刻上心和箭头表示爱的宣言。有些旧课桌被凿得太深了，以至于你能透过曾经刻着心和箭头的窟窿看到自己的膝盖。情侣们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说着悄悄话，凝视着对方。靠着教室后面壁橱的三个男孩唱着男子和声重唱（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打着拍子，告诉全世界他们是恋爱中的青少年。

他们每天五次推挤着进入教室。五个班，每班三十到三十五个人。青少年？在爱尔兰，我们在美国电影里见过情绪乖戾不定、驾车四处兜风的他们，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乖戾不定。他们有吃、有穿、有钱，但对父母很无礼。爱尔兰没有青少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是个孩子。你上学直到年满十四岁。如果你对父母无礼，他们会劈脸给你一巴掌，把你打翻在地。你长大成人，干体力活，结婚，在星期五晚上喝杯啤酒，在同一天晚上跳到妻子身上，让她不停地怀孕。几年以后，你移民英格兰，在建筑工地干活，或者加入皇家部队，为大英帝国而战。

当一个叫皮特的男孩大喊“谁要大红肠三明治”时，三明治事件上演了。

你开玩笑吧？你妈妈一定不喜欢你，给你这样的三明治。

皮特把棕色的三明治纸袋扔向发表评论的安迪，全班欢呼起来。打，打，他们说，打，打。纸袋掉在黑板和安迪所在的第一排课桌之间的地上。

我从讲台后走出，发出了教学生涯的第一声：嗨。在纽约大学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我，此时能想到的只是“嗨”。

我又说了一遍：嗨。

没人理我。他们正忙于使这场既可以消磨时间又可以使我忘掉上课的战争升级。我走向皮特，发表了我的第一份老师声明：不要扔三明治。皮特和整个班级惊呆了。这个老师，新老师，就这样阻止了一场好戏。新老师应该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或者去找校长或主任——人人都知道他们要很久才会赶来。这意味着你可以边等边看好戏。另外，你打算拿一个在你已经扔了三明治后却叫你不要扔三明治的老师怎么办呢？

本尼从教室后面喊道：嗨，老师，他已经扔了三明治。现在叫他不要扔三明治没用。那边地上有个三明治。

全班大笑起来。世界上再没有比一个在你已经做了一件事后却叫你不要做这件事的老师更傻的了。一个男孩捂住嘴说：傻瓜。我知道他在说我。我真想一脚把他从座位上踢出去，但那将会终结我的教学生涯。另外，那只捂着嘴巴的手很大，而他的课桌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太小了。

有人说：哟，本尼，你律师呀，啊？全班又大笑起来。耶，耶，他们说着，并等着我的行动。这个新老师会怎么做呢？

纽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们从来没有教过如何应对飞舞的三明治之类的情形。他们谈论教育学理论和理念，道德和伦理责任，以及同完整孩子、格式塔、孩子感受到的需要（如果你不介意）打交道的必要性，但从来没有讲过如何应对教室里的关键时刻。

我是不是该说，嗨，皮特，站到这儿来，捡起那个三明治之类的话？我是不是该把三明治捡起来，扔进废纸篓，以示对那些扔三明治的人的蔑视？世界上还有上百万人在饿肚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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