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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章(第1页)

出了客运东站,我直奔市公安局。好不容易找到刑侦大楼,被告知已下班,看看表,十二点不到。午饭叫了碗面,拢共也没动几筷子,虽然早上只是喝了杯豆浆。接下来的俩钟头都耗在行政新区的马路牙子上。天气晴冷。不多的几缕阳光从楼宇间挤出来,显得绵软无力。预审大队在二楼,几个人懒洋洋地沐浴着暖气,说明了好几次来意,一个圆脸胖子总算抬起头来,让我提供下身份证明。我说按法律规定如何如何,他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家属呢?」没办法,我只好跑居委会开了个证明,父亲想一起来,被我拒绝了,我说没啥事,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是的,我是这么说的。再赶过去圆脸已不在,只剩个老头,告诉我下班了。我问拘留罪名是啥,他说他哪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门口等着,这次索性没人理了,坚决地晃悠了一上午,胖子不耐烦,让我上主楼找办公室去。办公室让我找行政窗口。行政窗口还不错,说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有个十几秒她就挂了电话,说这事他们管不了,说的也不算。「是那个案子吧?」她问。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她说这是大案、要案,公安厅亲自抓,我说公安厅也得按法律来啊,知不知道什么叫依法行政?我绞尽脑汁地搜索着课本上那些吓死人的话,却连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几天里我往预审大队跑了十来次,最后说不给拘留通知书就向检察院控告,胖子骂骂咧咧的,一阵冷嘲热讽,我脑子一热,冲过去揪着衣领把他拽了起来,他僵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让我有种就打,那张珠圆玉润的脸在阳光抚摸下宛若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母亲是十四号中午被带走的,至于是拘传还是协助调查,没人知道。剧团办公室被搜查了一通,据说除了电脑、账本,还搬走了几箱杂七杂八的文件。当天下午,铁闸门就贴上了封条。剧场也有人去,不过很快就出来,什么也没带走,事实上戏还接着演了两天,直到十六号早上才以存在重大消防隐患为由被执法局要求停业整顿。艺术学校马上就要放假,母亲在那里有间办公室,但毕竟尚未正式招生,大概也就放了些教学相关的文件,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我就不清楚了。老师们担心的是,随着中小学生寒假来临,各种兴趣班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这个说实话,已远超我所要操心的范畴,还是问老天爷比较好。家里自然也不会放过,要不是奶奶以死相逼,书房那台电脑被薅走的就不光是个硬盘了。母亲被带走时,父亲自然是在小礼庄——不是伺候猪就是倒饬鱼——接到消息就往公安局赶,待遇嘛,跟我也差不了多少。一连两天都没得到任何正式回应,后来直接不让他进门了,十五号下午有个女的跟他说没啥事,就是调查调查,让他回去等结果,不想十七号早上再过去时就被告知人已经给拘留了。我问父亲为啥不早告诉我,他说不想影响我考试,何况起初确实觉得不会有啥事。除了捏紧拳头,我又能做点什么呢?或者说,哪怕我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又能做点什么呢?回想起来,从平阳到平海的路上,脑子都是懵的,而心脏剧烈跳动,像是被谁拧紧了发条。

控告和申诉都写了,前者交给了市检察院,后者寄到了省公安厅,结果都杳无音信,父亲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要说不急肯定是假的,短短几天内白头发都冒了一茬。他想请律师,事实上我坐大巴赶回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咨询过了。而我一再告诉他没啥事,别担心,我能搞定——是的,我是这么说的。一如以往,父亲每天往猪场、鱼塘跑,前者有猪崽要照料,后者赶年关卖鱼,还真离不开人手。小礼庄我去过一次,看了看姥爷,他老本就高血压,得知母亲的事后当场就晕了过去,所幸人无大碍。说不上为什么,我十分厌恶老年人卧床不起病恹恹的样子,不是对谁不敬,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而这种时候,亲戚们除了安慰你,实在作用有限,甚至因为无能为力,连那些安慰都会显得有些虚假。父亲说一帮亲戚朋友早就在小礼庄商议过,东拉西扯的,说到底都是扯淡,用到你时可以,一有麻烦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沾染他们。说这话时,他牙都咬得咯咯响。剧团的人往家里跑过两趟,之后就再没来过了,按青霞转述小郑的说法,于事无补不说,还耽搁老人休息。奶奶倒是一反常态地情绪稳定,该吃吃,该喝喝,除了略微有些焦躁——她总说家里热得厉害,要开窗,要出去走一走。

元月二十一号打平海广场路过时,红星剧场的铁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查封单位是平海市公安局,但自始至终没收到任何通知。打过两次牛秀琴的电话,都是关机。虽然知道找她没啥用,那天晚上我还是没忍住,试探着问那个老姨不挺有本事,能不能让她想想办法。谁知父亲一拍大腿站了起来,险些闪了腰。「她?你当她是个啥好东西?她要能自身难保就烧高香了!」他猛抽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很快又捡出来,搁地上踩了踩,整个人直喘气。虽然父亲说了个病句,但什么意思显而易见,连我以为会颇不满意的奶奶都没吱声反驳。就是这个晚上,父亲又提出请律师。搞不懂为什么,我不愿其他人参与进来,但老这样也不是个事,连确切的刑拘罪名都不知道,更别说申请取保候审了——我的计划已然被打了个稀烂。我犹豫过要不要联系老贺,最后还是直接找了师父。这个即将完成秃顶的矮个子男人起初假装不认识我,等说明来意,电话那头突然就沉默了。当然,百般刁难是免不了的,任谁来都一样,预审大队的兔崽子们可谓教科书级的软硬不吃。好在一番斗智斗勇后,拘留通知书总算是看到了,母亲被控罪名是受贿罪、洗钱罪和骗取贷款罪,字歪歪斜斜、春蚓秋蛇,比小学生强不到哪去,却没人笑得出来。

前后往平海二看跑了三四次,也只是送了些衣物和钱,会见当事人远比想象的难,甭管你义正言辞、撒泼耍浑,甚至扬言找领导,都没用。最后不知师父使了什么手段,副所长还真出来了,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十来分钟,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二十四号下午再过去时,会面被批准了。然而没让我进去,师父强调说我是律师助理都没能蒙混过关。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其时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会面大概二十来分钟,我却像煎熬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师父出来时很轻松,至少表现得很轻松,他说母亲情况不错,不用担心,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至于警方的控罪依据,虽不能说一头雾水,至少也是全凭猜测,除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工商、税务后,师父列了个清单,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性贷款(七十万)、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八万多)、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第一年奖金两万,后三年每年五万)、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租金每年五万,合同期一次性十五年),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露给身旁的秃顶矮子。

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先谈资金,再论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事儿其实不算事儿,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奖金、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就算有定论,投资毕竟是投资,又不是赠与,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从市场角度看,租金略低,租期过长,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听他这么说,我想不激动都难,但紧跟着,师父话锋一转,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赶上风头了,陈建业一落马,基金会正在被调查,难免想要找个突破口,何况有人想要做掉陈建军,所以到底会弄个什么结果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说。退一步讲,案件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会怎么说,我们决定不了——「这其实是最大的风险。」说这句话时,他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连下巴都跟着一摆一摆的。我觉得他用力瞅了我一眼,虽然不敢肯定,脸还是瞬间涨得通红。显然师父知道了母亲跟陈建军的关系,但并没有说出来,这反而让我愈加不自在。

得知刑拘罪名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了取保候审,结果连几天都没消息。师父说这事可能有点难,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他托关系找熟人,得到反馈说母亲这个案子打一开始就是双十一专案组亲自在抓,多半目标明确,不会是误打误撞。他提到某位赵姓副组长,说这个赵什么新可难缠得很,典型的吞骨头都不吐渣的货色,以前在平阳某郊县公安分局当过一把手,后来去了省高检反贪局,2000年还是2001年被调去了最高检。「好像在你们平海也干过两年公安,后来考了大学才走,之前还在哪儿当过兵。总之啊,这人不好弄。」说这些话时,他坐在我对面长沙发的最右侧也就是以往母亲常坐的位置,父亲去了小礼庄,奶奶回了房间。大量尼古丁拥堵在空气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这么痛快地抽烟,虽然生理上并没能体会到那种痛快。对我这个师父,父亲非常满意——至少我搞不定的那些,矮子都搞定了——在他邀请下,前者到家里吃过两顿便饭,两次都是小舅主厨。小舅的手艺严格上说还不错,从师父美滋滋地喝着茶可见一斑。但我真不关心这位赵姓副组长是谁,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明白说这些废话对案件有什么帮助。终于不耐烦地,我打断他,问那到底该咋办。他愣了愣,笑笑,让我不要急。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结果等了老半天,他只是叹了口气。

矮子毕竟有自己的事,总不能老跟你这儿耗着,断断续续地在平海待了三四天,二十六号上午他就回了平阳。取保候审决定书却一直没下来,我无事可做,只能天天卧沙发上看电视。有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张凤棠领着剧团几个人来了一趟家里,给奶奶提了点东西。还没跟她婶长吁短叹地寒喧几句,她就捞捞我胳膊,问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我姨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从平阳请了位大律师。老天在上,看着这一屋子半生不熟的人,我实在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就随口说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来,「那敢情好啊。」张凤棠说。虽然紧跟着,她立马笑了笑,但某一刻打嗓子眼里溢出的那种尖酸,扑鼻的香水都难以遮掩,熏得我直发抖。众人一阵尴尬,谁都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来。奶奶想留他们吃饭,大家都婉拒了,说实在的,父亲不在家,就我们一老一少,自己吃口饭都困难,还想着留人吃饭?张凤棠说晚上谁谁谁请客,有光不沾说不过去。她嗓音高高的,像是又回到了戏台上。在门口,他们跟奶奶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坐着没动,更无意细听。本以为人都走光了,不想关上门没多久。张凤棠又拐了回来,她把我喊出去,让我别多想。「想也没用,给你奶奶就拣好听的说,啊?」她努努嘴,半晌长吁了一口气。

取保候审申请书没能收到任何反馈,哪怕是负面的。元月二十九号,拘留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一天,师父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被批捕了。逮捕罪名里拿去了骗取贷款罪,至于另两个罪名如何保留了下来,大概老天爷也会费解。师父说现在没其他办法,只能一面继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一面向公安厅和省高检申诉、控告,要实在不行,也只能等检察院审查起诉了。「这是最坏的情况,」他说,「但是咱们并非完全没有把握。」我能说点什么呢。第二天老贺就往平海跑了一趟,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母亲的事她当然一早就知道,还打电话来怪我认了师父就不要老师了。只是具体她了解多少,我就不清楚了。这次到平海,按她的说法,是找找熟人、探探虚实,其他的她不愿说,我自然也不好问。临走,贺芳叮嘱我照顾好奶奶,不要急,潜台词无非是急也没用。半个月来一直情绪稳定的奶奶这时冷不丁地抹起眼来,浑浊的泪水渗进皱纹里,在灯光下闪着红光,让人没由来地想到夕阳西下的克拉玛依油田。谁也没料到,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情况下,元月四号,也就是腊月二十六那天,检察机关毫无征兆地同意了取保候审。这实在太过意外,连师父都一个劲地在电话那头「啊呀」个不停,跟犯了牙疼似的。

到二看接人是和父亲一块去的,在大门外足足等了仨钟头。母亲还是那身黑色长羽绒,头发披散着,拎了个帆布背包,整个人无疑瘦了一圈儿。见了我们,她眼圈通红,嘴唇扬了扬,到底是没能笑出来。我主动让出副驾驶位,坐到了后面,这么做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等车开动才忽觉一阵害臊。母亲却没几句话,问了问姥爷和奶奶后,就愈加沉默了。她始终倚着靠背直视前方,我只能从后视镜里捕捉到一大片黑色涤纶。原本计划是先到老南街吃个饭,结果母亲想直接回家,父亲难得地说了句俏皮话也没能把她逗乐,车厢里的空气反而越发凝固了。我鼻子里直发痒,奇怪的是,许久都没能酝酿出一个喷嚏。路过北二环涵洞时,母亲隐隐垂下了头,身子似在轻轻发抖,两分钟后,随着光明扑面而来,她猛地抬起了头,就那一瞬间,一只婆娑的眸子通过后视镜掠入眼帘。尽管早有预料,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父亲清了半天嗓子,才哼起了歌,似乎打有记忆开始,他就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亚洲雄风》,另一首就是: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我不知道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为什么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只能撇脸盯着窗外,一时脖子都梗得发疼。

年二十八,我又去了一趟平阳,毕竟寝室里还扔着几把琴。还有那个包裹,仓促离开时,它就搁在床脚,仅靠被子遮掩着,这两天连那些藏在书架里的光盘都能让我没由来地一阵忧心忡忡。母亲并未解除危险,我却不可思议地松弛下来。邮件里是什么我不清楚,没打开,更没掰断——不是不想,可能是没那个能力吧,好歹十来公分厚。那个下午我又拨过一次广东号,提示对方已关机后,便再没尝试。因为封校,好说歹说门卫才放行,本想把包裹搁壁柜里,转念还是塞进了背包,那几个光盘也一样。拎着大包小包,我进了院办大楼,辗转找到值班老师,开了传达室的门,结果并没有我的邮件,或许真的是想多了。给老贺捎了点特产——奶奶甚至让我带些腊八蒜,当然没门。原本给师父也准备了一份,但他人在上海。贺芳问起母亲的状况,我说挺好,她说好就行,电话里也见不着,早想看看她,这不年关,太忙。她这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姑且理解为客套吧。老贺嘱咐我放心,说能取保就是好征兆,但谁都知道,她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几句话下来,气氛无端沉重起来,正是这时,李阙如突然杀了出来,老实说,吓我一跳。他说母亲吉人自有天相,让我就不要瞎操心了。原来这逼也会说人话。他调侃我精神不错,又问假期准备上哪儿玩。我只能「靠」了一声。老贺的儿子一身大红色睡袍,简直跟她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丰腴的外部轮廓总能像吸铁石般牢牢地揪走我的目光。

快晌午,老贺要留我吃饭,我说手头有事,老实说,要不是大波等着,我真想坐下来尝尝。临走,她问我研究生笔试昨样,支吾半晌,我说还行。其实元旦后归校那几天在院办走廊上碰到过一次老贺,我以为她会提及考研进而把我批判一番,结果并没有。至于李阙如,老早我就问过他妈,她说不考,人家没那个兴趣。想想也是,既然能从加拿大塞进x大,保个研究生根本不是个事儿,只能理解为这位大哥真没兴趣吧。留了把木吉他,余下两把琴都存到了大波那儿,那把斑鸠琴总共也没玩过几次,陈瑶出事后更是锁在箱子里,再也没拿出来过。大波说我要迟来一分钟,他就回老家了。这就有些扯淡了,屋子里明显能嗅到一股女性气息,这会儿要是窜上二楼保不准会有些什么意外收获。当然,为表感谢,还是要请他老吃饭。然而整个大学城市场都冷冷清清,大学苑的门面也都集中在小区西门,数量更是极其有限,我问他这几天都咋吃饭了,他遥遥一指,说市区啊。于是我们就上市区吃饭。

这天天气不错,难得连丝风都没有,仿佛连平阳的对流层都暂时停止了运动。经过大学城三角区时,东一号蛋糕店外的凳子上赫然坐着一个人。没错,就是梁致远曾经坐过的那个地方——我说不好为什么会想起他来。此人翘着二郎腿,背靠桌沿,慢条斯理地抽着烟,打扮还挺休闲,耐克绒帽,蓝色短羽绒,三叶草运动裤,脚上应该是双登山鞋吧,我也拿不准。换作平时我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他,可这会儿,我怀疑整个大学城市场就我们仨人。在我们看他的时候,他也打量着我们,完了叼上烟,腾出手来整理了一下绒帽,那个着名的对勾被挪到了脑门正上方。帽子下是黑乎乎的小平头——跟地上皱巴巴的影子一样黑,硕大的美人尖分外突出。就这一瞬间,我才算想起在哪儿见过他了。此时此刻大学城里空空荡荡,阳光在错落的脚步声里显得蓬松而肥胖,积雪恰如其分地点缀在所有阴暗的角落,以便使冬天看起来更加肮脏。大波「操」了一声,我笑笑问咋了,他没说话,我也只好「操」了一声。「逼人!」他说。

到家时将近五点,不想怎么也敲不开门。给座机打了个电话,只是响,没人接。犹豫了下,我拨通了父亲的手机,好一阵他才接,气喘吁吁的,搞得我一时不知说点什么好。他问我是不是回来了,我「嗯」了声,他说奶奶在人民医院,家里没人。可能周遭闹哄哄的,说这话时他扯着嗓子,如同正在被谁殴打——

后续流程:

1,公安说检察院那边发现重要证据,再次来拘捕母亲,奶奶拖着母亲不让走,最后母亲还是被带走,奶奶昏厥。

2,奶奶出院回家后,精神一直不好;

3,我没心思念书,去拘留所探望母亲,告知母亲我没有考研,母亲让我无论如何要拿到法学学位证书,否则不见我。

4,林林看最后一个包裹里的各种录像(穿插)

5,寒假过后,我回到平阳。见到沈艳茹,沈艳茹说她真正喜欢的是母亲,或者说对有艺术细胞的男女都有好感。让我找师父当律师,费用她来出。(后来知道沈艳茹和梁致远有关联)

6,沈艳茹揭露了许多内幕,梁和沈获取许多录像,主要是平阳大厦的,也删除了一些,这也是梁志远在建宇出事后,能全身而退的本钱。

7,她说母亲是no1,不是头牌的意思,头牌还能点,但母亲是陈晨的禁脔,老重德为此还训过陈建业。要不是陈家势力大,母亲早就被其他人染指了。

8,沈艳茹对李俊奇迷奸凤兰,当时挺兴奋的,甚至在旁边录像,但是后来后悔,感觉亵渎了女神。而且反感李俊奇联合陈晨欺骗我,事后故意接近我的那种得意与心理变态。

9,在母亲的事情上,老贺、陆敏什么忙都没帮。师父比较靠谱,倾尽全力辩护。三月份,母亲被平海中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款3万;母亲和陈建军、周丽云、牛秀琴等一起出庭受审。在庭审上看到母亲憔悴,穿着土里土气的黄马甲,站在最边上,心里不是滋味。上诉省高,维持原判。

10,张凤棠来了,酸溜溜的话,舅舅舅妈倒是一直在帮忙。村里人开始觊觎父亲的养猪场,父亲拼死保护,有人怂恿刚出狱的赵大刚,将父亲打成脑震荡;

11,父亲变得时而清醒,时而暴躁,提着木棍巡逻。

12,我毕业拿到学位证书,也没想去师父的律所,老贺想给我找工作也被我拒绝了,我回到平海。

13,奶奶忧愤中去世,我申请母亲离监探亲,被拒绝。

14,正一团乱麻中,沈艳茹从平阳赶来,帮我处理后事,并联系某官员,村民们这才收敛,不敢再起抢夺养殖场的心思。这个官员当初是梁沈帮他删除录像之一。

15,李俊奇回平海找沈艳茹,沈艳茹去见他,表示决裂,李俊奇要用强,被我一顿暴打。离开时,沈艳茹说他江郎才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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