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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容易事，它非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一起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文化、知识方面，有惊人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相冲突对立，许多人遭到惨死。其实任何人都祈望能和睦相处，互相协助，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争斗都是不对的，却仍不惜互相残杀、互相仇视。

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没有养成明确的人类观。人类实际应有的状态都被遗忘，才会发生互相屠杀的惨剧。中庸之道之所以被先哲们提倡，因为人性有容易偏离正轨、过犹不及的倾向。儒家灌输给大家的观念，都是以家、社会、国家的大义为重，自己的事才是次要的。有些人刚好相反，都是要先考虑自己的事。儒家之所以教人无视个人，可能是为了要有效活用个人的价值，才会更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由此演变到牺牲个人，才是美德。这种看法或许有点极端，但若是只爱自己，别的事我就不管，也是一种偏差。

既然自己那么尊贵，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保持美好的环境，不然，就等于没有爱自己。以此为出发点，才会产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公司、爱大家的社会精神来。所以，自爱的精神，是与爱公司、爱国家的精神相通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偏颇。保持这种精神方面的平衡，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不是要伤害，不是要否定，而是要互相尊重，共同提高。我们对此要多加深思，要好好地把握人的本性，不为拘泥不为偏执，寻求适度、适当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两者相加除以二的办法，而是以人性为主体，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今日社会上许多事情，都有偏向一方的倾向，所以，一提中庸之道，便有模棱两可之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平衡智慧、中正之道，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评价才是。这样，社会国家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智者都会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体两面，偏废其一，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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