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监狱的时候还有一些钱。但我身上带得不多,生怕被偷走。我把一些卢布藏在圣经的封皮里面以备不测。圣经是可以带进监狱里的,这本圣经和封皮里的卢布都是那个遭受了几十年流放痛苦的,习惯把其他“不幸的人”看作是自己兄弟的人,在托博尔斯克送给我的。
在西伯利亚,总是有些人会施与那些“不幸的人”兄弟般的关怀和同情,将那些人视同己出。这种同情完全是无私、圣洁的。他们把这当作是自己的生活目的。我不禁想在这里简单描述我和一个人相遇的情景。我们监狱所在的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妇,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和她有直接的关系。她把帮助我们这些流放者看成是她的生活目的,主要是照顾我们这些囚犯。她家庭里或是她周遭亲近的人们之中,是否有人犯了同样的罪而遭受过痛苦,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她感到能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就仿佛是她格外的幸福。她很贫穷,所以她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做太多事。但是,我们在监狱里,能感觉到监狱外有一位忠实的朋友。除此之外,她会经常给我们捎来一些外界的新闻,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出狱后,在前往另一个城市之前,到她家里拜访过,和她当面认识。她住在郊外的一个亲戚家里。她不老,但也不年轻了,长得不算好看,也不至于难看,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有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在她的一举一动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极其善良的女人,她有着强烈的热忱,要为我们做些好事,使我们在监狱中的生活更舒服些。这一切都蕴含在她安静美丽的眼神里。我和另一个狱中同伴在她家里待了整整一晚。她注视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的时候她跟着笑,无论我们说什么,她总是很快附和。她用她的方式来招待我们。拿出自己的茶、点心和糖果。如果她有一千卢布,她似乎会特别高兴,因为她更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更加能帮助我们仍在监狱里的同伴们。临别时,她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烟盒作为纪念。这些烟盒是她自己用硬纸板粘起来的(天知道是如何粘在一起的),上面还糊上了色纸,就是小学数学课本的封面,(也许她真的把数学课本的封面拆下来糊的)。为了美观,烟盒两侧还粘上金边,也许是她特意跑到商店买的。“你们抽烟,也许用得上。”她这么说着,就好像不好意思地在我们面前道歉一样。她送给我这样的礼物……有人说(我听过也读到过),那是对邻居最高尚的爱,但同时,也表达了她最大的私心。那是什么私心呢?我无法理解。
我刚进监狱的时候,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就在那第一个小时里,那些囚犯就骗了我一次,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五次时,还装着一派天真地来向我借钱。我当时也不知怎么莫名其妙地,对他们并不那么放在心上。但我承认,坦率地说,我很恼火。我看到那些人,故意伪装天真的狡猾,竟然把我当作一个大傻瓜、大笨蛋,藉此取笑我,只是因为我在第五次还是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一定认为我屈服于他们的欺骗技巧,相反地,如果我拒绝他们、驱逐他们,我敢肯定他们会更加尊重我。虽然我很生气,但还是不能拒绝他们。
我很生气,因为最初这几天里我认真仔细地思索,我在狱中应抱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不如说,我该怎么对付他们这些人。我感觉得到,也理解整个环境之于我来说是崭新的,我处在完全的黑暗当中,而要在黑暗中生活这么多年是不可能的。应该做好准备。当然,首先我必须非常坦率地依照我内心的直觉和良知。但我意识到,这个决定在理论上或许是可行的,只不过未来将会有许多最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因此,这些微小的烦恼都是在狱中的监禁所造成的——我先前提过,和我交涉的人主要是阿基姆·阿基米奇,尽管他们的确对我有所照顾,但是一种可怕的痛苦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
“死屋”,我一边对自己说着,一边在黄昏时分的门廊里,观察着我们的牢房,看着放工回来的犯人,他们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到处游荡,从厨房到牢房、从牢房到厨房。我观察他们的面孔和动作,试图猜测他们是谁?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性格?
他们徘徊在我面前,有的紧锁眉头,有的非常快乐,这两类人是最常见的,是监狱囚犯的性格特征。有的出言诅咒,有的只是独自一人散步,仿佛陷入沉思,轻轻地、慢慢地走着,有的一脸疲倦、精神萎靡,另一些人则傲慢、优越地睥睨其他人,他们歪戴着帽子,肩上披着羊皮大衣,带着大胆狡猾的眼神和无礼的讪笑。这里竟然也有这样的人!
“这一切就是我的生活环境,我现在的世界,”我心想,“不管愿不愿意,我必须在这里生活下去……”我试着向阿基姆·阿基米奇提出各种问题,想从他那里了解那些囚犯不同的情况。为了不感到孤独,我喜欢和阿基姆·阿基米奇一起喝茶。在监狱最初的日子里,茶,几乎是我唯一能进食的。阿基姆·阿基米奇并不拒绝和我一起喝茶,他加热了那只M-斯基借给我的,监狱里自制的小锡茶壶。他通常只平静沉默地喝一杯,把杯子还给我(他曾经有自己的杯子),然后说声谢谢,立即又动手缝我的被子。但是,他没有透露我想知道的事情,甚至不了解为什么我会对周围囚犯的性格特别感兴趣,他在听我讲的时候,甚至露出一种狡猾的微笑,使我非常难忘。“不行,”我心想,“我必须自己去探究,询问别人是没用的。”
第四天清晨,囚犯在警卫室前的院子里,靠近大门列队排成了两行。队伍前后是押送的士兵,端着上了膛、插上刺刀的步枪。如果囚犯想逃跑,士兵有权向囚犯开枪。但同时,如果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对开枪的行为负责。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囚犯叛乱的情况。但是有谁敢公然逃跑呢?工程人员、警卫、工程技术士官以及监工都到了。点名后,去裁缝工厂的囚犯最先出发,他们是在监狱里工作的,给所有的犯人缝制衣服。接着出发的是去工厂做工的,最后则是去做普通粗活的囚犯。我被安排在一排二十多名罪犯的队伍里出发了。在城堡要塞后面的那条冰冻的河上,有两条官方的船废弃了,于是要把它们拆除,至少可以不浪费那些旧木头。其实,这些旧木头几乎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城里的木材很便宜,周围也都是森林。
派我们去只是为了不让我们袖手闲坐,大家都很明白这点,因此他们做起事来也一直萎靡不振、懒洋洋的。如果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或者交给你一个有固定目标的工作,那情况就会完全改观了,他们的拼劲会一下子被鼓动起来,虽然他们并没有拿到任何好处,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会尽快地努力把它完成,甚至因此激励了他们的自尊心,为快速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至于目前这个基于形式,而不是必要去做的工作,又难以定出工作目标,只好做到鼓声响了(上午十一点打鼓回营房)。
这天温暖多雾,雪几乎融化了。我们一大群人走到要塞后面的岸边,脚链虽然藏在衣服底下,但每走一步仍然发出了清脆铿锵的响声。两、三个人被派到库房里去取必要的工具。我跟着其余的人走,精神渐渐有点振作,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究竟被判处做什么样的苦工?苦工是怎样的?我将如何去做我生命中第一次苦工呢?
我把一切都记得很详细。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长胡子商人,他停下来,把手伸进口袋里。一名囚犯立即从我们队伍里跳了出来,脱下帽子,接受他的施舍——五个戈比,然后又马上回到队伍里。商人划了个十字,走了。这五个戈比,当天上午用来买了面包,让我们全队的人平分吃了。
在队伍中,有些囚犯如往常一样,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另一些人非常冷漠、昏昏欲睡,还有些人懒散地一路讲话。其中有一个人不知为了什么,显得非常快乐,一路唱歌跳舞,每走一步把脚链弄得叮当作响。这个又大又胖的家伙就是我第一天早晨见到的那个,和另一个人在洗脸时为了水争吵,愚蠢地称自己是一只卡根鸟的囚犯。他们叫这个家伙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了首热情的歌曲,我记得其中的合唱词:
他们为我娶了亲,没有我的同意,我在磨房里。
只差一个三角琴来伴奏了。
他异常欢快的心情,自然立刻引起队伍中一些人的怨恨,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简直是嗥叫!”有人责备道,其实根本与他无关。
“狼只有一首歌,这个图拉人[17]把它偷来了!”另一个人带着小俄罗斯[18]的口音说道。
“我是图拉人,”斯库拉托夫立即反驳道,“但是我们绝不会像你们波尔塔瓦人[19]吃面团吃到噎死。”
“骗子!你们自己吃的什么!咕噜噜地喝菜汤,啃鞋帮?”
“呵,听起来好像魔鬼喂你吃了甜杏仁一样!”第三个人说。
“我承认,朋友,我是个柔弱的人,”斯库拉托夫叹了口气说道,仿佛他对自己的柔弱表示遗憾。他对着大家,并没有特别对着谁说。“我从小就是吃梅干和蛋糕,并且在甜水里泡大的(斯库拉托夫故意用了个‘泡’字),我的兄弟们现在还在莫斯科开着很大的批发商店,一帆风顺,非常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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