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芜辽阔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区,在重山、草原和难以通行的森林之间,偶然会发现一些一两千人居民规模的小城镇。镇上的小房屋完全是用木造的,其貌不扬。镇上有两间教堂,一间在城镇中心,一间在墓地里。这些地方与其说像城镇,倒不如说像莫斯科郊外的大村庄。通常在那些地方配备了足够的员警、侦探、陪审员,和其他一些低阶官员。
西伯利亚很寒冷,但在那里当官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那里住着的都是一些普通、简单、没有自由思想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老派且固定的,不随时间而改变。那些官员,想当然就是西伯利亚的贵族阶级了。他们要不是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就是从俄罗斯各地移民过来的。后者大多数来自各个省会的大城市,他们是被西伯利亚的高薪、额外的旅行补助,和对未来的希望吸引过来的。他们当中那些知道如何适应环境的人们几乎会永远留在那里,愉快地扎下根,获得了丰富、甜美的果实。而那些意志薄弱、适应不良的人们很快就会对西伯利亚厌闷烦恼。他们经常后悔地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傻,要到这里来。他们不耐烦地熬过三年的法定服务期,一到期满,立刻就要求把他们送回家,一面辱骂、嘲笑西伯利亚。他们错了。不仅从政府待遇还是许多其他方面来看,西伯利亚都是一个生活愉快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极好,商人有钱而且好客,有许多家道殷实的欧洲人住在那里。姑娘们像绽放的玫瑰花一样漂亮,品德高尚,无瑕,可爱。猎人们在大街上玩着游戏,比试枪法。人们惊人地喝着大量香槟酒,充足的美味鱼子酱令人惊叹。农作物的收成常常是春播一升谷,秋收万斗粮……这真是一片被祝福的大地,你只需要知道如何去享用它。事实上,西伯利亚的人们早已经在享用它了。
西伯利亚可爱的人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他们居住的——这样一个快乐、自给自足——小城镇里,我遇到了流放者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里昂奇科夫。他曾经是俄罗斯一位拥有很多土地的贵族地主,因为杀了妻子被判处二等徒刑。在经历十年苦役的惩罚以后,他作为一个移民,平静且不受人注意地住在这个小镇——К城里。实际上,他是被分配到周边郊区的一个教区里,但他住在城里,以教孩子读书谋生。在西伯利亚的城镇里,经常会遇到一些当教师的流放者,人们并没有嫌弃他们,因为他们教授法语,这在生活中是极其需要的一种语言。如果没有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恐怕没人懂得这种语言。
我第一次遇见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是在一个令人尊重、热情好客、为官多年的老人——伊万·伊万诺维奇·格伏兹奇可夫——的家里。他有五个女儿,每一个都显得前景无限。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为她们上课,每周四次,每次三十个银戈比。他的外表很让我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苍白消瘦的人,三十五岁左右,仍然很年轻,个子瘦弱。他经常穿着很干净的欧式服装。如果你和他交谈,他会非常专注地看着你,极有礼貌地听着你每一句话,仿佛都在琢磨它们的意思,又仿佛你是在问他问题,或者你想探听他的一些秘密。最后,你会得到简短明了的回答,但每一个字都经过他仔细的推敲。忽然,你会不知何故感到尴尬,你会因为终于结束了谈话而感到高兴。
我向伊万·伊万诺维奇问过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的情况,得知他在生活和道德上是无可挑剔的,否则伊万·伊万诺维奇不会邀请他来教自己的女儿,但他是一个害怕与人交往的怪人,他躲避每个人。他很有学问,读了很多书,但非常寡言,一般人很难和他聊上几句。有些人说,他疯了。但其实他这种性格并没有被看成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城里许多颇受大家尊敬的人士准备用各种方式关心、照顾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甚至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可以帮助大家写些申请、呈文等文件。大家相信,他在俄罗斯应该有许多关系,有些甚至是很体面的亲戚,但大家也知道,自从他被流放以来,他就固执地断绝了所有的关系,事实上,这伤害了他自己。大家都知道他的历史,知道他在结婚第一年,因为出于嫉妒而杀死了妻子,然后他去自首,这大大地减轻了对他的惩罚。这种犯罪总是被看作是一种不幸和遗憾。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怪人还是远离着人们,只在教书的时候才肯出来露面。
我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后来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他逐渐地引起我的兴趣。他身上有一些神秘的东西。跟他谈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对于我的问题,他总是回答,而且甚至使你感觉到,他似乎相信这是他的第一职责。但一旦他答复以后,我却害怕再盘问下去。在这样的谈话后,总是可以在他脸上看到一种疼痛和疲劳的表情。我记得在一个美丽的夏夜,我和他一起从伊万·伊万诺维奇家里离开。我突然想邀请他到我家里去坐坐、抽支烟。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他脸上出现的那种恐惧,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开始说些语无伦次的话,突然,他愤怒地看着我,飞快地向相反方向跑去。在这之后,每当我遇到他,我总是很吃惊。而他一见到我也似乎很害怕的样子。但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勇气,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着我。一个月以后,我没有任何藉口就去见戈里昂奇科夫。显然,我做了件既愚蠢又不得体的事。他和一个老妇人住在城镇外围,老妇人有一个生了肺病的女儿。这个女儿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孩,非常活泼漂亮。
我进去时,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正坐在小女孩身旁,在教她阅读。我朝他走去。他一看见我,就似乎很迷茫,好像我发现他正在犯罪,被我逮住了。他完全失去理智,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张大眼睛看着我。然后,我们终于还是坐了下来,他密切关注我的每一道眼神,好像我已经怀疑他有某种神秘的企图。我猜他是多疑到了疯狂的地步了。他恨我,几乎要问,“你是不是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和他谈起我们这个城镇以及那天城里的一些新闻,他要嘛沉默不语,要嘛就是略显不悦地微笑着。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仅完全不知道这个城镇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甚至没兴趣知道。然后,我就开始谈论我们的国家和它的需要,就像一般人谈论国家大事那样,他仍然静静地听着,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使我最终为我们的谈话感到很尴尬。最后,我像是要取笑他似的,把我刚从邮局收到的新书和杂志送给他看,他向这些书和杂志投以贪婪的眼光,但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意图,拒绝了我的建议,推说他没有时间。
最后,我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觉得心头卸下了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我感到很尴尬,觉得自己很愚蠢,去骚扰一个坚持要把自己与世隔绝的人。但是错已铸成了。我注意到,我关注的书,他几乎都没有注意过。因此,说他读过很多书就不纯然是真的。然而,几次深夜经过他住的地方,我注意到他的窗户里还透着光亮。他在做什么呢?要做到天亮吗?不是在写什么东西吧?如果是的话,他究竟又是在写什么呢?
后来,我离开我们那个城镇有三个月之久。当我冬季返家时,我得知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已经在秋分时死了。他是在孤独中去世的,甚至不曾被送去给医生诊疗过。甚至现在镇上的人几乎都已遗忘他了。他的住处已经空无一人。我立即去结识死者的女房东,希望能从她那里知道她的房客究竟在做些什么,他有没有写过任何东西?我给了她二十个戈比,她给我一篮子死者遗留下来的文件纸本。老妇人承认,她已经用去了其中两本。这是一个严峻、沉默的女人,很难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关于她的房客,她不能告诉我什么新的讯息。据她介绍,他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好几个月没有打开过书本,也没有提笔写过些什么;但是他整晚在房里踱步,老是像在思索着什么,有时自言自语。他非常喜爱,并常常爱抚着她的孙女,尤其是当他发现她的名字叫卡佳之后。每当在卡佳的命名日——圣凯瑟琳的节日[1],他总是要上教堂为某人诵经追祷。他最恨有人来访,除了去教孩子读书,他从来不出门。老妇人每周一次到他房里清理他的房间,他甚至也是用很不友善的眼神斜眼盯着她。整整三年内,他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记得自己的老师吗?她默默地看着我,转身面向墙壁哭了起来。所以,这个人可能还是会让别人爱着他的。
我把他的文件纸本拿了回来,花一整天时间整理它们。四分之三的纸张是空白的,大多数是微不足道的废纸或者只是学生的练习。最后我翻到一本很厚的本子,上面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文字,但没有写完,突然中断了,也许是被作者自己摒弃和忘却了。这是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十年苦役囚犯生活中不连贯的片断手记。手记里到处被一些轶事或者奇怪、可怕的回忆所打断,好像被作者自己撕碎了一样,勾勒出作者的一种疯狂状态。简单地说,好像他在写这些手记时受到某种力量的压迫。我把这些片段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敢肯定,这些都是在疯狂中所写下的。但是,这些流放奴役中的记事——“死屋手记”的场景,他在自己的手稿中这样称呼它,对我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这是一个至今未知的全新世界,他提供的那些奇怪的事实,以及他对囚犯这个堕落群体的一些特殊批评让我着了迷,足以让我坚持读下去。当然,也许我可能是错的。但我会从中选择两三个章节发表,让公众自行判断……
[1]东正教将圣凯瑟琳视为伟大的殉道者,每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圣凯瑟琳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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