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8部分（第2页）

9月底，梁启超无意中得《信州府志》等书，不胜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砰砰地叩击梁府大门上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喑”的天丧斯文的哀叹。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清华园中三位著名“海龟”的命运，就此与南国的傅斯年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第三章注释：（1）

【1、46】《吴宓日记》，第三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2】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转引自《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房向东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

【4】《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来信》，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5】《致许寿裳》（1919年1月16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6、43】《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见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条。

【7】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8、2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载《我与〈古史辨〉》，顾颉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9】《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0】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册，《胡适演讲集（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11】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我与〈古史辨〉》，顾颉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26、28】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3】1922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整理古籍，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中传说整理出来，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重大和深远的顾颉刚学术精髓——所谓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顾氏理论一出，胡适大为激赏，并誉为“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越用越见功效的”云云。（见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等编著，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当然，学术界亦有与顾颉刚持不同观点者，并纷纷撰文与顾氏争辩。从1926年开始，顾颉刚把古史论战中双方所有文章以及后来继续讨论的文章、信件汇集在一起，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写了一篇十几万字的长序，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胡适在介绍此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实’的精神。”又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见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载《古史辨》，第二册，顾颉刚等编著，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　。　想看书来

第三章注释：（2）

《古史辨》一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之内重印近20版次。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册。一个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覆盖了中国史学界，极大地震荡了人们的思想与史学观，如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资深教授钱玄同，不但对顾氏理论击节叫好，称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真是精当绝伦”，而且索性将自己的钱姓废掉，改为“疑古玄同”，以示对顾颉刚的呼应和自己疑古到底的决心。钱氏之神经病式的妄举，曾一度受到鲁迅的嘲讽。

据沈尹默说，1929年5月，鲁迅由上海北上省亲，钱玄同偶然去孔德学校，正好碰见鲁迅在室中端坐。此时二人已从往昔的亲密同学加战友变成相互厌恶的对象。玄同既已跨进室内，不好立即退出，一边尴尬地和鲁迅打着招呼，一边寻找转移话题，恰好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印有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便回头对鲁迅道：“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闻听，板着脸无好气地答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此言一出，在场者都明白这是讽刺钱玄同主张废姓，改为“疑古玄同”，同时又与胡适派或者“古史辨派”搅在一起，为鲁迅所忌之故。钱玄同闻之，神色陡变，一言不发，摇着头做不屑一顾状，溜之乎也。（见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载《文艺月刊》1956年10月号。）另据马幼渔说，就是这次北上省亲，鲁迅到马幼渔家看望旧友，又与不睦的胡适相遇。胡从外面一进门，看到客厅中的鲁迅，略作惊讶，打趣道：“你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瞟了胡适一眼，立即回敬道：“你不要害怕，我还要卷土重去，决不抢你的饭碗！”胡适颇为尴尬，搭讪道：“看你还是那个脾气。”鲁迅仍板着脸冷冷地答：“这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二人再无话，胡适打着哈哈转身悻悻而去。（见王廷林《鲁迅不抢胡适“饭碗”》，载《纵横》2004年9期。）

胡适到了台湾以后，1958年5月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认为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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