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34部分（第1页）

现在的“样板房”也是这样，借用所谓专家之口制造了很多概念，什么“巴洛克式”“维多利亚风格”“纯北美生活”“后现代人居”……其实究其实质就那么几套样板，你不妨根据欺骗程度分别叫它“装修”“装蒜”“装逼”。

上个世纪，4部“样板戏”残害了中国人10年以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这个世纪，3种“样板房”蒙蔽了中国人的居住理念和感官生活。

“样板”，就是想用一种整齐划一的东西（类似第某套广播体操）规定个人生活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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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建在地狱之上

我老妈惊悚万分的原因是因为厕所漏水，厕所漏水的原因是因为楼上住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导致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它负责销售某种鱼饲料——鱼儿离不开水，于是，水浸穿楼滴滴答答往下漏。一周来，全家人上厕所都必须打着伞，蹲着的那样子类似某株惊恐的蘑菇。

这远远谈不上事故，我总编的遭遇比这惨，他家楼下开了一家以〃交友〃为目的的小酒吧，夜夜笙歌曼舞。由于〃交友〃吧的桌上安着互动电话以便聊天，由于这个区域的号码多为连号，所以隔三岔五总编夫人就要接到电话：“喂，你能和8号桌的美女聊一会儿吗？人生苦短，知音难寻……〃弄得两口子要闹离婚。

住在商铺之上，犹如住在地狱之上。

“商住两用”是中国开发商所喜好的，大多号称极品、高尚的社区，都会冷不丁从一楼赫然竖出〃XX美容〃〃XX干洗〃的招牌，或者飘然而出一丝餐馆油烟味，甚至是高楼深处伸出一杆杏黄旗，〃电脑速成班〃、〃职介所〃，令人困惑不已。

“中国无居住”，意思不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建造的民居楼质量不行、设计不硬，而是中国人缺乏居住文化。从尧舜禹到孔夫子，再到陕北窑洞直至现在林林总总的高尚住宅，对于居住功能性、实用主义的过度追求，导致中国人没有把居住〃以人为本〃当成一个独立的概念。

“玉林小区”的居民永远会因生活方便而自豪，因为这个著名的生活小区几乎就是在〃串串〃、〃烤兔〃、〃莱摊〃、〃杂货店〃上形成的，似乎玉林小区的人民不再是为了居住而选择玉林的，他们是为了买小菜、买烤兔方便而住在这里的。因此，玉林小区的人民身上会带着一种浓烈的孜燃气息，比居民身份证还要准确地界定其身份。

我原先报社有个家住玉林的同事，很爱情调，言必称〃小资〃的那种，常常以一身名牌休闲装自诩，但很多年来我一直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他说：〃你身上有孜然的味道。〃那天派出所抓到一小偷，打死不招，坚决否认与那起玉林偷车案有关，〃没去过玉林，一个月没去过了〃，结果英明的警长鼻子伸到他衣服上一嗅就嗅出来了，〃这是老万手提式串串香的味道，只有玉林小区有〃。

天堂建在地狱之上——中国人无论把家里装饰得多么优雅，但架不住楼下商用房的各种骚扰。据说这是开发商玩的猫腻耍的〃鸡贼〃。明着报批住宅，实则把项目修成商用房、卖作写字间，地价和使用年限、成品房单价都不一样。〃也就是说，用这种混水摸鱼的手段坏了全体人民的居住质量，而且还可以给几千年来习惯农耕、集市两位一体居住模式的人们以生活方便的假象。

居住是居住，商铺是商铺，老外把这两码事分得很开，他们宁肯每周末开车几十英里去商业区买齐东西也不愿意像中国玉林小区的人民一样让楼下的小商小贩骚扰自己的生活，欧洲，在社区里乱窜的，只有兔子和邮差。

对中国人来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老祖宗孔夫子当年对学生们曾叙述了关于居住的人生理想，大致意思是：有三间房，一间作为授课之用，一间作为会友之用，一间作为卧室。那时孔夫子授课是索要学费的，学生穷，有的就交上一块腊肉，有的就交上一把青菜，有的甚至会交上一两条烤鱼……夫子不能免俗，他老人家的住所也是〃前店后厂〃式的，〃居住〃与〃商铺〃共存，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其烤鱼熏肉之香缥缈而来，仿佛到了玉林小区。

老祖宗都这样，子孙后代凭什么改变习俗呢？

酒店系列

（引子）天晴宜带伞，未晚先投宿。我的工作性质导致我必须没完没了地在不同时段不同国家不同档次的酒店投宿，在那些林林总总的“INN”“HOTEL”“饭店”“旅社”里摸爬滚打，像绅盲流像嫌疑犯一样轮流变换着角色，去经历故事或被故事经历。

这样的居住记忆，像酒店香皂的味道一样弥久不散，我明白，这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酒店，是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居住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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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饭店（三星级）

大宝饭店就是那个生产出“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的企业在北京市东南隅开设的一家酒店，准确地址是崇文区龙潭路丙4号，与中国足协隔岸相望，边上有家“马兰拉面”。

这是一个典型的具备中国服务特色的酒店，名三星，其实也就是一家有着300多床席梦思的招待所。每当你企图入住，必然会有总台人员用警惕目光审视你的身份证，北京城的人民群众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革命传统——凡外地人形状的，理论上均存在是敌特的可能。

然后不耐烦地交给你一份“郑重声明”，包括“不准携带管制刀具、爆炸品、腐蚀品；不准从事卖淫嫖娼活动；不准在床上吸烟”等事项。但是当你穿过大堂准备上电梯时，一定会看到大堂一隅有间幽暗闪现的“美容美发厅”，女技师面若桃花地对你笑……开门，进房，刚放下行李，床头柜上的电话就会响起：“先生，需要按摩吗？”

这时间掐算得真TM准！没内应怎么可能。

房屋绝对不隔音，各种音频的屁响、鼾声以及让人喷鼻血的声音轮流袭来，让人想起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百虫夏夜里发出的合唱。由于该酒店毗邻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每逢年关便有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俱乐部老总前来入住，为何？送礼！求情！那天晚上我被一股异味折磨得无法入睡，隔壁传来的是浓重的山东口音：“俺明天再捆一卡车来！再捆一车！”疑为遇上绑匪，次日清晨才知，原来是某北方俱乐部给足协捆来一车大葱来了，据说，这是每年的惯例。

打扫卫生的大娘早上9—10点肯定敲门（哪怕你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如不开，大婶会迈着大脚径直闯进来弄得砰砰作响，把天光全放进来，把浊气放出去，并用大概是石家庄郊区口音说：“快起床，不要影响我们打扫卫生。”

中国足协常在此开会，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离足协很近，另一方面我怀疑是因为这儿的保安人员够猛——很多次，他们都要和记者干架。最有趣的一次是10月18日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保安人员在二楼会议室外用餐椅板凳隔出隔离带，生生把记者们分成二片，“进去的不准出来，出来的不准进去”，这句台词很像当年描写抗日战争的一部片子《野火春风斗古城》，不过那条命令是鬼子对付八路的。那天有个记者待在内区很久了，内急，请求穿越“封锁线”出去小便，保安大喝一声：“不准动，憋急了也不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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