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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大声呵斥过谁,偶尔发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母亲当年是“春明女中”的学生,据说是在学校游艺会上,认识了父亲,而且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亲不幸得了癌症。虽经过两次手术而康复希望渺茫。母亲之死,对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亲的墓地,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家。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母亲的所有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泻于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群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11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只有他身边放着的《四部备要》。

2002年,父亲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我和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特此致谢)

(2007年3月26日)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1)

∷∷口述  傅履仁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虽然这篇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写就的3600多字的文章中,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只不过几百字,但司徒雷登却因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久不衰的“名人”。

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比,“大使”经历不过是其中短短两年。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见证了乃至经历了中国近代复杂多变而波谲云诡的历史。

18岁那年一场偶然相遇,使得傅泾波——这个清末贵族改变了以后的全部人生方向。而他也获得了司徒雷登始终不渝的信任,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司徒雷登在晚年,也用“田园诗式的友情”来形容他与傅泾波这种超越种族、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关系。

傅履仁是傅泾波的幼子,16岁那年与母亲一起到美国,与一年前先期陪同司徒雷登到达美国的父亲傅泾波团聚。现在的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退役后,傅履仁还曾担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驻中国总裁。他的妻子宗毓珍是著名华裔主持人宗毓华的姐姐。今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为由杰出美籍华人(如贝聿铭、马友友等)组成的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在他眼中,父亲对待“爷爷”司徒雷登的方式,体现的正是中国最古典的一种君子风范。

清末贵族与传教士的相遇

1900年,父亲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并担任过甘肃镇守使,是一个权倾一方的显赫人物。父亲是家中的长孙,深得宠爱。6岁时,便被曾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父亲的另一个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可见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祖父傅瑞卿早年也在清廷做事,后来弃政从商,并改信基督教。祖父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的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父亲第一次遇见司徒雷登先生是在1918年。那一年秋季,父亲陪同祖父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受邀发表演说。这一次初聚,成了父亲人生的一次里程碑。司徒先生后来在*里还特地提到这一段:“虽说他(注: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光芒。”

父亲原本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思想非常活跃的人物,像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李石曾、吴稚晖等。父亲交游甚广,我记得他晚年时曾提及,当年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引荐下,去故宫拜访过这位清末逊帝。

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父亲与司徒先生再次相遇。不久,父亲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开始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父亲得了一场肺病,司徒先生的母亲、司徒及其夫人都时常探望他。父亲曾说,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对司徒先生的爱甚至超过对亲生父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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