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如果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着说:“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妈妈对爸爸的爱,绝对是一种付出。他们在一起的30年,也是爸爸才华得到最大发挥的30年。很多人都认为爸爸的巅峰时期是1971年参加联大会议,那时虽然妈妈已经去世了,但爸爸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是在妈妈爱的延续中登上巅峰的。
阳光灿烂
解放后,妈妈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爸爸是代理亚洲司司长。妈妈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妈妈与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在周恩来亲自提名下,妈妈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妈妈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尽管因从事的新闻工作让母亲在公众场合频频出现,但她始终保持着热情而沉稳的性格,周恩来曾评价母亲是“静若处子”。
我是1953年出生的,爸爸经常跟我念叨,本来希望我出生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那一天,以我的生日定下停战日,但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我也没挨到那一天,爸爸还挺遗憾的。生我那年,爸爸40岁,妈妈接近38岁,他们都特别喜欢孩子,也特别疼爱我。
妈妈生我时难产,所以我小时候妈妈总是担心我身体有问题,她又想验证这一点,又怕我知道后伤自尊心,为此颇费脑筋。
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去做智力题,我高高兴兴地跟她去了。到了医院,医生拿出5块大积木让我数数,我觉得被羞辱——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趣味数学这一类“高级”题了,因而愤怒得拒绝回答。医生出来告诉妈妈:“你女儿的测试结果大概有问题。”
现在想来,那时对妈妈的打击应该很大,但妈妈在我面前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什么,只是小心翼翼地问我,为什么不回答医生的提问。我生气也不理妈妈,所以她永远都不知道,医生那天给我出的是什么题。妈妈去世后,大姨告诉我:你妈妈那天急死了!这件事情想起来我就特别后悔。
我的母亲龚澎(7)
妈妈不但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她也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营造这个家上。她当年去苏联出差的时候,给正在读小学的哥哥写信,上面用钢笔清晰地解释地球自转的方向和时差的原理。不管到哪儿,她总是想方设法寄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给我们,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那些印着奇妙的异国风光的明信片是我童年快乐的记忆之一。
1964年3月,爸爸、妈妈跟随周总理出访14国回来,我急不可待地请假去机场接他们,那一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亲自到机场迎接。看着毛主席和大家照完相,我站在那里等爸爸、妈妈。不一会儿,毛主席大步朝我走过来,满脸慈祥地看着我,想逗我说话,我却害羞地躲到旁边的高个子叔叔后面。
一会儿,妈妈出现在我眼前。我兴奋地告诉妈妈我见到毛主席了。妈妈问:“主席和你说话了吗?”我摇摇头,妈妈说:“那我请毛主席和你讲几句话!”说罢,她朝着毛主席走远的背影追过去,一边喊:“主席!毛主席!”遗憾的是,距离太远,毛主席最终还是没有听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很快乘车离开机场。那个年代有很多革命者忙于工作而忽略家庭、忽略孩子,但妈妈对我们的每一点要求都非常关注,在别人眼里甚至有点宠爱孩子。
妈妈从来没有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到家里,虽然偶尔她会显得有些疲惫,但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抱怨。大姨后来说:你妈妈其实挺辛苦的,她非常下功夫,想把这个家怎么弄好。每年春天,我们全家都会到王府井一个老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那是全家忙碌而快乐的时刻,爸爸一定会整整齐齐地穿上他的中山装,妈妈会从柜子里拿出平时不允许我穿的漂亮衣裳。这样的快乐一直到“*”前,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喜滋滋地面对镜头是我一生无法忘怀的幸福。
在众人眼里,我们是标准的幸福之家。其实物质上我们生活得很简单,住房每月交租金,家具也是从外交部租来的,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爱好是听音乐,买了一个留声机。除了钢琴和唱片柜之外,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一直到妈妈去世,我们家都没有电视、冰箱。家里剩不下什么钱,因为爸爸、妈妈的钱都用在买好烟、好茶、好酒上面了,在这些方面,他们稍讲究一些。妈妈的手指又细又黄,她有一次告诉我:在重庆工作时她总是熬夜,于是靠抽烟支撑着,后来也就抽下去了。但她一再警告我不许抽烟。
妈妈在家里也绝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爸爸有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准备好,让爸爸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戴小帽子的爸爸几乎成了他在家里的形象。
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多少年来,爸爸是个心里存不住事情的人,有什么事情总是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爸爸听妈妈的,是因为妈妈的话有道理。
我一直感觉:在我们家,妈妈是太阳,爸爸是月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形容。爸爸本身也发光,但他身上的光是源于妈妈的。只要妈妈在,我们家就充满了阳光。但是,等我长大以后,我才体会到,妈妈,什么都想做好,而她,实在太累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8)
生离死别
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气氛变得紧张。妈妈所在的新闻司一下子出了8个“右派”,妈妈也被下放到房山县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妈妈的身体从那时开始走下坡路,用手指在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小坑,那是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
妈妈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使她很容易就成为攻击目标。“*”中很快有造反派前来抄家,翻箱倒柜,家里的东西散落一地。临走时,造反派们高呼“打倒”,并且用墨水在爸妈房间门口的大立柜上刷上了大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龚澎!”“打倒走资派乔冠华!”老阿姨叹着气开始收拾东西,妈妈让我们找来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贴在大门上:“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妈妈站在大标语旁边,让哥哥为她摄影留念,那刚强坚定的目光永远定格在胶卷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时候仿佛感觉,有妈妈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和妈妈共事了30年的周总理知道后,用他的方式巧妙保护着妈妈,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着坐在最后的母亲就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开始后,爸爸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爸爸,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爸爸悄悄打电话问妈妈: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妈妈很坚决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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