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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2）

初到北京的司徒雷登急需建立与北京文化教育界的联系。父亲利用他的优势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有一次，父亲在司徒先生盔甲厂（注：燕京大学迁往燕园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12位客人都是像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这样享有盛名的名流，这让司徒先生看到了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关系和能力。

那时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创办成一流大学的司徒先生，希望父亲能做他的助手。父亲最终答应了，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酬劳；二、不参与燕大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雷登校长一人负责。可以看出，父亲之所以答应司徒先生，纯粹出于私人友情。

父亲在燕大上了两年学后因病休学，他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与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使他经常遭燕大教师非议，这使父亲十分苦恼。为了避嫌，身体康复后，父亲又回北大读书。

1924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文化经济学会。中国文化经济学会是由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宋子文等人发起，成员多是当时知名人士，父亲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20年代，梅兰芳与梅剧团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演出，父亲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司徒先生也帮忙在美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京剧和梅先生的表演艺术。

1922年，父亲受司徒先生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父亲的婚礼，也是司徒先生做的主婚人。他俩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美国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叫爱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几年前我回国时，有一次与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吃饭，他偶然提起，小时候曾听过一位叫司徒的外国人传教，那人中文非常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不知道这个“司徒”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司徒”，我后来告诉了徐市长司徒与我们家的故事。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3）

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已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

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父亲那时候也常陪同司徒先生到处筹款。1923年，他们一起到东北拜访张作霖，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对他们都很友好。张学良后来还跟他们讲了许多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的细节——当时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权助男爵为首的代表团来吊唁，追悼会后，日本人拿出当初被张作霖拒绝的那份文件逼他签字，张学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样紧闭双眼以示拒绝，等着对方开枪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陪着司徒雷登拜访过很多人：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他们不仅使这些官僚或军阀为燕大捐了款，也与之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时中国的政局复杂多变，到了后来，他们也多少介入到政治生活中。蒋介石在南京就职不久，曾几次请父亲去执行秘密使命，其中包括说服少帅张学良摆脱日本人控制，承认国民党南京政权。父亲后来还数次受命去美国，拜访了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在内的很多政界要人。

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注：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与吴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在他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址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大学。前些日子我去北京，特地去临湖轩看一看。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着父亲到临湖轩去玩。那时的司徒先生在我眼里，高高大大，很温和，从来没有见他生过气、发过怒。

司徒先生的太太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司徒先生晚年的一个遗愿，便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再回燕园，也再回夫人身边。

从校长到外交家

我是1934年出生的。“卢沟桥事变”那天，父亲在外边听戏，听说出事后赶紧让人匆匆拉回家，在路上买到报纸的号外，才知道日本人已快打进城了。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先生权衡再三，决定让燕大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由原来的教务长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4）

事发当天，司徒先生并不在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一天前到达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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