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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没有什么创新措施,或者应该说他的创新就是回归,刘秀的这种经济复古措施效果显著。

两种复古为何一胜一败

刘秀复古,赢了;王莽复古,败了,同样是复古,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这两种复古从本质上是由巨大差异的。王莽的经济复古意图恢复周朝旧制,当时距离西周已经七、八百年,周代的人口规模、社会激励制度、知识存量都和此时有了巨大的差距,光中央政府直接统领的土地面积是已经发生了质变,大了多少倍呢,人口数量也翻了好几翻呢,旧制度怎么用?另一点是,我一直怀疑王莽的经济改革预案是怎么订出来的,是参考的哪些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是不是都是在西汉初期、秦代已经被篡改了好几轮了都,他的理想模本没准和周朝也相去甚远。他的经济模式古不古、新不新、不现实、不理想,他不败,那就没天理了。

刘秀复古,复的是西汉旧体制,尽管前面已经分析了该体制的种种弊端,但这种制度是当时人类、在其经验、智慧下,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管理体制了。回首公元初年的岁月,汉帝国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人口众多、疆域无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政府都没有承担过管理如此经济局面的责任,前无古人,没有范例,从现在的角度看,西汉政府的解答虽然不是最完美的,但其运作模式、其调集资金、人力的庞大运作体系,在中华大地上还是行之有效的,是已经经过二百年岁月完善、考验过的了,这种体制超出了一般个人的人生体验,一个个人很难扭转、超越这种数代人智慧、习惯的结晶产物,与其相比个人是相当渺小的,所以刘秀没其他选项可以选,他也别无选择。

其他文明发展情况

西汉帝国起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8年,东汉帝国起于公元25年,终于公元220年,横跨四百多年的风雨。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各个文明体也是蓬勃发展啊。

条条大路通罗马

汉帝国耸立在东方之时,一个同样庞大的帝国也在西方崛起,这就是罗马帝国。在我们的古籍中依稀可见这位西方帝国的些微身影,大秦、骊轩这些古书上的地名都模糊的指向了罗马。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192年)和后期帝国(公元193年到476年)两个阶段,前期帝国大帝图拉真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统治面积达到了约590万平方公里,虽然比俺们的大汉帝国要面积小,那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之一了。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到:帝国统治下的行省名单能排出长长的一列,运动场、大剧院、海神庙、神殿、浴场、水渠、凯旋门、廊柱种种美轮美奂的建筑在这片土地上挺拔、生长,那时候,意大利号称自己已经有1197座城市,高卢则吹嘘自己有了1200座城市,作为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西班牙也表示自己有360座城市,此外据说还有300座亚洲城市也臣服在罗马帝国之下。这上千座城池也已经被罗马公共大道所连接,这些大道中部筑成高台,路基由沙子、碎石、三合土铺成,最上面铺着石块,路修的非常结实,让这些路承受了1500年的风雨后还依然存在。(哈,象不象秦帝国的驰道?)罗马各地每隔五、六英里就有一个驿站,40来匹马在驿站备用。葡萄、苹果、亚麻、苜蓿都已经在罗马的土地上生长。

罗马的外贸也是非常繁荣的,每年夏至前后会有一个120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埃及出发,远航锡兰(今斯里兰卡),锡兰是南亚大陆上地理位置非常便利的一点,亚洲的商人也把锡兰视作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巴比伦的地毯、中国的丝绸、珍珠、宝石都源源不断的流向罗马。当时罗马*已经开始有人抱怨,为了购买这些奢侈品,国家的财富已无可挽留的流到了外国和帝国。有人估计,罗马帝国当时每年因外贸流出的白银高达80万镑。

在西汉、东汉交接之时,最后的晚餐已经结束,耶稣已经从墓中死而复生,保罗正在大力宣扬基督的精神,不过在起初的一二百年间,基督教是作为异教被罗马帝国禁止的,基督教信徒受到*,甚至被处死。直到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从而使基督教成为政府所允许的宗教。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通过,并成为基督教的最基础的原则,现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接受这一原则。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玩起通货膨胀的把戏,一点也不比汉武帝差,当加里恩努斯在公元260年登上罗马皇帝宝座时,其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已经比奥古斯都大帝时期减少了60%,在加里恩努斯统治的八年时间里,经过他的厚颜努力,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又大幅度的出现下滑,最后降到了仅有百分之四五左右。有学者测算到,从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一直到加里恩努斯继承帝位,在这250年时间里,罗马帝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但从加里恩努斯疯狂的降低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后,到戴克里先(公元284年到公元305年)王朝,这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物价飙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公元304年的物价水平已经是公元260年物价水平的20倍了。

刚才提高的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在货币、经济历史中,也是为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是他即位后,发行了“拜占庭金币”,其金币的纯度达到了98%,价值极高,在其后的七百年时间里,即使在罗马被蛮族攻陷的时候(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占庭金币”依然一直以不变的重量和纯度铸造生产,堪称货币史、经济史的奇迹。

日本 中国货的倾销地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一千七百多年后,此印在日本被发现。

余英时考证,在西汉时期就有记载说,朝鲜海上一百多个倭人小国家定期向中国进贡。《后汉书》则明确记载,倭国分别在公元57年和公元107年运送贡品到汉廷。中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铜镜、黄金,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珍珠。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镜和一些汉代铁器不断在日本许多地方出土,甚至王莽时期铸造的铜镜也在日本九州的许多地方有所发现。王莽的新朝不过就存在了不到二十年,这一时期的产品都能流传到日本并被考古发现,可见双方贸易往来之频繁。

公元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这方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经过鉴定,此印被认定是《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

据晚清变法人士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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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小我就对以下问题充满困惑、充满好奇。

五千年中华文明,怎么会在1840到1940年那一百年混的这样惨?

经历了汉唐宋多次经济高峰后,中国怎么就没发展出资本主义?

为什么爆炸式的科技大进步、地理大发现,基本上都没中国文明的事?

西方文明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就从荒蛮之地,跃居到了文明前列?

回首中华文明,为什么对私有产权总有一种特别的心态?

为什么对意识形态的东西总是特别关注?

这些乱七八糟的、自己胡思乱想的问题可以说贯穿了我的整个读书生涯,后来发现,通过经济的角度,重新来审视中国的历史,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色彩是如此浓烈而艳丽,真实的扑面而来,用这种角度来看,读书经常有太多的收获,幸福的让人陶醉。

中国的古代经济生活中,有着太多太多有趣、沉重、深刻的东西了,看孔子怎么谋生的、汉武帝怎么搞税收改革的、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几乎举国人疯狂造假币的岁月、看经济、政治、科学的团团转……这种快乐感、幸福感、解惑感让我开始写这些东西。越过中国人最传统的政治、军事、哲学角度来看历史,换财经的角度,这感觉很爽。

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我来讲,贴近千年前古人的经济生活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穿越纸张,和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悲哀,体察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体察他们的行业兴衰。本书是一种尝试,尽量用最通俗的笔触,把这些让我感触的东西,写出来,和我的读者们分享。

下面这些书为本人提供了思路和宝贵的资料(排名完全不分先后,以其在我书架上的摆放顺序、以及借阅顺序为顺序,但不保证本人书架位次以后不做新的调整,哈哈)

《史记》 司马迁

《汉书》班固

《后汉书》范晔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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