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承认说。
“那么我死了以后你也不会忘记我的。只要想起我的声音,我就会出现在那儿。”
想起你的声音。
“如果你想掉几滴眼泪,也没关系。”
莫里,他在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就想叫我哭。“有那么一天我会打动你的心肠的,”他常对我说。
好吧,好吧,我说。
“我决定了我的碑文怎么写,”他说。
我不想听见墓碑这个词。
“为什么?它让你感到紧张?”
我耸了耸肩。
“那我们就别提它。”
不,说下去。你决定怎么写?
莫里咂了咂嘴唇。“我想这么写:一个终生的教师。”
他等着让我去回味这句话。
一个终生的教师。
“好吗?”他问。
是的,我说,好极了。
我喜欢上了进门时莫里迎向我的笑脸。我知道,他对其他人都这样。可他能使每个来访者都感觉到他迎向你的笑是很独特的。
“哈哈,我的老朋友来了,”他一看见我就会用含混、尖细的声音招呼我。可这仅仅是个开头。当莫里和你在一起时,他会全身心地陪伴你。他注视着你的眼睛,倾听你的说话,那专心致志的神态就仿佛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人。要是人们每天的第一次见面都能像遇见莫里那样——而不是来自女招待、司机或老板的漫不经心的咕哝声,那生活一定会美好得多。
“我喜欢全身心地投入,”莫里说。“就是说你应该真正地和他在一起。当我现在同你交谈时,米奇,我就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谈话上。我不去想上个星期我们的会面,我不去想星期五要发生的事,我也不去想科佩尔要制作的另一档节目或我正在接受的药物治疗。
“我在和你说话。我想的只有你。”
我回想起在布兰代斯的时候,他在小组疗程课上常常教授这一观点。我那时候颇不以为然,心想这也算是大学的课程?学会怎样集中注意力?这有多少重要性可谈的?可我现在意识到它要比大学里的其他任何一门课都来得重要。
莫里示意我把手伸给他,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愧意。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理由去哀叹自己的痛苦和不幸的老人;只要他想这么做,他可以用醒来后的每一分钟去触摸他日益枯谢的躯体,去计算他呼吸的频率。然而,有那么多人仅仅为了一些琐事而如此的自我专注,他们的眼光只停留在你身上三十秒钟便游离开去。他们早已驰心旁骛——给某个朋友打电话,给某个地方发传真,或跟某个情人约次会。只有当你的话说完时,他们才猛地回过神来,和你“嗯嗯啊啊”、“是的是的”地敷衍几句。
“问题的部分症结,米奇,在于他们活得太匆忙了,”莫里说。“他们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所以忙着在寻找。他们想到了新的车子,新的房子,新的工作。但过后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同样是空的,于是他们重又奔忙起来。”
你一旦奔忙起来,我说,就很难再停得下。
“并不怎么难,”他摇摇头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当有人想超我的车时——那还是在我能开车的时候——我就举起手……”
他想做这个动作,可手只抬起了六英寸。
“……我举起手,似乎要作出不太友善的手势,但随后我挥挥手,一笑了之。你不对他举起手指,而是让他过去,你就能一笑了之。
“知道吗?很多时候对方也会用笑来回答你。
“实际上,我不必那么急着开我的车。我情愿把精力放在与人的交流上。”
他在这方面是做得极其出色的。你和他谈论不幸的事情时,他的眼睛会变得湿润;你和他开一个哪怕是蹩脚的玩笑时,他的眼睛会笑成一条缝。他随时向你袒露他的感情,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品质。我们很会敷衍:“你是干什么的?”“你住在哪儿?”可真正地去倾听——不带任何兜售、利用或想得到回报的动机和心理——我们能做到吗?我相信在莫里的最后几个月里来看望他的人,有许多是为了从莫里那儿得到他们需要的关注,而不是把他们的关注给予莫里。而这位羸弱的老人总是不顾个人的病痛和衰退在满足着他们。
我对他说他是每个人理想中的父亲。
“唔,”他闭上眼睛说,“在这方面我是有体验的……”
莫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父亲是在一家市停尸所。查理·施瓦茨生性寡言,他喜欢一个人在布朗克斯区特里蒙德街的路灯下看报。莫里小的时候,查理每天晚饭后便出去散步。他是个小个子的俄罗斯人,面色红润,满满一头浅灰的鬈发。莫里和弟弟大卫从窗口望着靠在路灯柱上的父亲,莫里很希望他能进屋来和他们说说话,但他很少这么做。他也从不替兄弟俩掖被子,吻他们道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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