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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崇祯大败局 死要面子亡了国（第1页）

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为甲申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是猴年。历书上说：该年“太岁方公，干木支金，纳音属水，九星五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李自成率领他那些饥饿的农民兄弟，杀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北京万寿山，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城门洞开，多尔衮率领大军在这里会合吴三桂，于一片石这个地方，打败声势浩大的李自成。从此，所向披靡地杀进中原，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割据东北地方一隅的女真酋长土邦，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达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

而事情却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那风雨如晦的最后岁月说起。

在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明清之间的对峙，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看成是皇太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之间的博弈。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九月一日继后金汗位，朱由检比皇太极晚一年，于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大明皇帝位。皇太极死于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朱由检比皇太极多活了半年多一点，死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人在位时间都是十七年。明清之间的势力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位最高领导者之间角力的结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朱由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却对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从个人品性上判断，他则是一位“图虚名而受实祸”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

翻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朝官方记载中几乎全部都是对清的战争，绝少有和谈的记录；而清朝官方史料里，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讲和的实录，其中隐藏着特别值得玩味的玄机。

前清之际，东北地区地旷人稀，虽然富有人参、貂皮、东珠等珍贵山水土产，但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多数女真人不事农耕，因此，粮食布匹都不足以自给，必须依靠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为奴替他们耕种，依靠明朝和朝鲜输入方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辽东满汉互市有关贸易品种的记载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后金征服朝鲜时，特别注重抢掠与勒索粮食、布匹，也可以看出此种需求之迫切。自从后金与大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女真人衣食两大生命线立即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间每次发生战争时，清军都要大量抢夺人口、牲畜，以及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甚至要将战俘和俘获的百姓的衣服剥光，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皇太极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讲话，激励自己的战士们：

“你们诸将士一定要奋勇直前，何必去争抢衣物？就算是得到一些破烂衣服，还不够一年半载穿用。如果大家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不是和我们讲和，就是败在我们手下。那个时候，就可以长久得到吃穿供应，大家就能够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皇太极将大清多次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记载显示，皇太极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多次向大明帝国发出求和信息，至少十次以上。其中全部表达了希望双方罢兵息战，互相贸易，各安耕织，以享太平的愿望。经过多年战争，皇太极显然知道：通过战争抢掠，不如互市贸易；而通过互市贸易，不如迫使明朝输款供给。这是为什么明清之间每次战争都由大清挑起，皇太极又在每次战争之后，不论胜负，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伙。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特别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李自成军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李自成下令将这位福王杀死，剁其肉，与鹿肉煮在一起，称为“福禄宴”。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辞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蔑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清军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大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大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大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大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借此良机最大限度地谋求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特地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做些让步。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就是坚决反对和清讲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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