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手榴弹。在夜幕中我努力去辨认那些烟雾,震耳欲聋的枪声……混乱之中我觉得神经都快分裂了。
“前进!”指挥官下命令。
前进……我也想前进……可是哪里才是“前面”呢? 为了搞清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试着观察模糊不清的地平线。猛然间我惊跳起来,因为上尉突然在我旁边冒了出来。
“干吗?做梦呢?和阿米尔一起去,尽可能靠近对方的轻机枪,我们来做火力掩护。”
哦天!既然有轻机枪,对面难道是装甲车不成?
“去!”
当然,我会去的,别逼我们……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身子在自行前进。这太好了,我本来自以为已经无力指挥身体去干什么,去哪里。对这种不受自我控制的职业惯性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有另一个脑子在指挥着。同伴果然在火力掩护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子弹将我们包在中间,从两侧嗖嗖飞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靶子,而不是什么掩护对象。渐渐地,我对枪声习惯了,重新开始用脑子。这东西总算又像平时一样驾轻就熟地转起来,不再是训练产生的机械反应。我飞快地确定了最好的接近角度,快速到达目标并做好战斗准备。阿米尔开了第一枪。轻机枪被击中了,还有左边那挺。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立刻收拾阵地,带着武器和伤员撤了下去。
被第一次胜利所鼓舞,加上缺乏经验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追了过去,迂回着试图包围他们。突然,四周变得一片死寂。我不敢动,因为每走一步,都会在重新变得静悄悄的夜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枪又响起来了,这回是在我身后挺远的地方。我能辨出自己部队的枪声,但他们怎么离得这么远了呢? 他们走错方向了吗? 我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与其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宁愿选择在这荆棘丛里睡上一觉。枪声又远了些,敌方的回击也没有反应,我因此更加肯定,我的位置现在一定更靠近敌方。过了几分钟。蓦地,十米开外过来一队人马。他们是什么人已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丢石子就不会出这种事!你扔炸药干什么?”
他一脸惊异地看着我:“我加入战斗啊……而且这是付钱的。”
又一个新鲜玩意。
“付钱?多少钱?”
“5个新谢克尔1。投石头不给钱。丢炸药划算些。”
“双手健全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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