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9部分（第3页）

婚前接受医生或心理医生的检查；

宽容的态度；

经济独立（。沃夫，

年）布朗芬（）也以双性恋丈夫为题做过研究。他认为这种人并不少，但难以找到他们。他设法找到了

位此类对象，研究他们如何处理异性恋的公开形象与名声很坏的同性恋行为的矛盾，以及欺骗妻子与亲人这种做法的道德问题。研究发现这类研究对象多无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有些男性具有将同性恋和异性恋协调起来，使二者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的能力。（布朗芬，

年）我们对北京男同性恋的研究发现与沃夫的发现形成鲜明对照，同布朗芬的结论倒有相似之处，下节将有详述。

费舍（）研究了同性恋者与子女的关系。许多同性恋父母具有子女抚养权并非常担心会丧失这一权利。研究检验了以下三项假设：

子女会由于父母是同性恋者而蒙受侮辱；

子女会由于父母的同性恋倾向产生自身的性角色冲突；

同性恋的家庭环境不如异性恋家庭环境。研究结果否定了这些假设，反而发现同性恋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比一般亲子关系要好，但前提是告诉子女自己是同性恋者。原因在于同性恋者在工作居住等方面受到种种怀疑和歧视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子女及其朋友们的了解和支持。（费舍，

年）

基本事实

全景描述：次属群体内的行为方式

众所周知，广大异性恋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

）这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前者如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的角色；后者如社交生活和市场上买卖双方关系中的角色、医生病人关系中的角色等等。同性恋群体中的首属与次属的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与上述关系类似。在这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一些首属群体生活，扮演着其中的角色，如短期或长期的亲密同性恋伴侣生活，隐秘的同居生活等，而每个人又不同程度地卷入一些次属群体生活，即所谓“社会上的”生活，例如在同性恋的聚会地点与不熟悉的同性恋者聊天、喝酒，甚至发生偶然的性接触，双方互相不通告姓名地址，以后也不会再接触。用同性恋者的话来说，这属于“发泄完就走”一类的行为。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同性恋社群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我们认为，首属群体内的行为是比较纯粹的同性恋文化，更能揭示同性恋现象的本质，因此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心。

但由于研究是从次属群体行为开始的，也有必要对“社会上的”同性恋次属群体行为作一全面勾勒。

我们的调查对象有的经常出没于北京各同性恋活动场所。由于常到这种场所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自称为“我们社会上的”或“我们常到社会上走动的人”。还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社会上的”，并对“社会上的”那些人的所做所为表示反感，但是这些人不否认自己有时也偶尔在社会上走动。例如，一位偶尔到社会上走动的

多岁的同性恋者说：“我不愿意在人前表露出这种意向。对那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招摇的人不喜欢。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觉得我们不够等级，我却觉得他们给我们这种人带来耻辱。他们有他们的等级观，我们有我们的等级观。我见到这样的人就躲得远远的，也不想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层次低，文化水平低，出身也比较低，俗里俗气的，我不喜欢他们。我认识的人比较正人君子

”但他又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是虚伪吧。”这位同性恋者还提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伴侣，说“他不是社会上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些人。他不让我问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背景”。

由此看来，首先，在“社会上”（即同性恋活动的公共场所）发生的活动，只是同性恋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调查对象联系的其他同性恋者有很大一部分从来不在“社会上”走动。其次（但并非比第一点次要），到“社会上”活动的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也许不如那些不在“社会上”露面的人地位高。这一点有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地位高的人担心失去和能够失去的东西要多些，如名誉、优越的职业地位等。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北京的同性恋文化群体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艺界体育界中。他们的身份一旦暴露，则可能失去的东西就远比一个普通职工或无业青年要多。尽管属于同性恋群体的人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悬殊，他们却有一种独特的等级观与外面的世界（异性恋世界）形成对照。一位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说，“我们这样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从扫大街的到领导干部都有。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经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据一位经常出入这种场所的调查对象说，全北京至少有

多个同性恋者他可以达到见面眼熟的程度，仅他居住的

区就有

多名。加上大量从不在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人数还要更多。据另一位调查对象估计，北京男性中有是同性恋者，那么在全北京

万左右男性公民中当有

万人。

我们认为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金西博士的调查表明美国的终身同性恋者占人口的

（金西，

年），而有研究发现，各个文化中同性恋者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差无几。（怀特姆，

年）

据调查对象说，北京有

处同性恋活动场所，提出这个数字的人也不能把这

处数全，看来是另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这是结识“社会上的”同性恋者的主要场所。一位岁的同性恋者说，他常去的此类场所有七八处，因为总去一处出事的危险性比较大。这些场所有的只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才有同性恋者活动，有的却是全天都有人。如北京

区有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来去自由，不引人注意，又处于市中心，因此成为同性恋者全天活动的地点。

同性恋者选择厕所作为接头地点有几个原因。其一是通过对方对生殖器的反应确认其同性恋身份。如果是“圈外人”就不会有任何特殊反应，因而这是确认对方同性恋身份的万无一失的途径。其二是为了在外貌之外对对方做进一步的观察。因此厕所又成为寻找适意伴侣的惟一适当场所。此外，厕所当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两位男子即便素不相识，在厕所里攀谈几句也是无可非议的。北京有两座条件较好的公厕，曾被同性恋者戏称为“东宫”和“西宫”，一度成为同性恋活动的中心。某年夏天的一个雨天里，“东宫”、“西宫”到了一百多名同性恋者，因为这种天气除上述方便之处外，还有极好的口实对付盘问（可以说是避雨）。据说在夜深人静时，女厕所也被采用为男同性恋的活动地点，因为女性深夜绝少上公厕，且女厕又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公共浴池也是同性恋者接头和活动的场所，其做法往往是在池内用脚接触对方，如果对方喜欢，就做出回答。

厕所之外的地点如绿地、街心花园等，有时成为同性恋集体活动的场所。这些活动包括跳舞、聊天，有时甚至还有性行为。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性行为甚至有人旁观。还有一类地点不是每个同性恋者经济上都能负担得起的，那就是大饭店的酒吧和舞厅。

我们的调查对象一致认为，在公共场所辨认一位同性恋者并不困难。这其中的诀窍很难为外人领会，如“同性恋的眼神有渴望感”，“当你注意他时，他也注意你”等等。一位调查对象说：“这种人互相之间不用讲话，眼睛会说话。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双方眼光一碰就像触电一样，能意识到。”有趣的是，不只一位调查对象使用过“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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