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6部分（第1页）

革命前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决定了的。革命前，复兴党地区领导为成立这一阵线曾同各爱国主义力量进行联系，但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7月17日革命爆发后，复兴党领导再次作了一切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力量仍然采取消极的态度……”

那么伊拉克共产党为什么拒绝参加这一阵线呢？不外乎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心理的因素，多年来两个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关系一直不好；二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三是估计错误，认为伊拉克革命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发动的一次“政变”，就像在第三世界和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很快就会失去热情，落得不可收拾、一事无成的下场；第四是组织方面的因素，伊拉克共产党曾遭受内部分裂的影响，尚未恢复元气，就像阿拉伯国家所有共产党运动那样；最后一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阵线领导权之争。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阵线内担任主要领导采取鄙视的态度，要求各政党在阵线领导权方面实现平等，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当然是不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这一要求的。

1970年5月，萨达姆在一次讨论会上斩钉截铁地说：“革命既然发生就必定会存在下去；只要存在下去，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就是这一革命的领导，非他莫属。我们呼吁爱国主义力量的联合，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对群众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领导作用。我们不是为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贯彻复兴党的纲领……要求我们离开对革命和政府机构的领导岗位是痴心妄想……”

但伊拉克共产党一直坚持领导权“均等”的原则，或组成“各方均等的阵线”。

1970年，伊拉克共产党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老调重弹。

1971年11月，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颁布《全国行动宪章》，谈到了组成这一阵线的必要性以及在全国进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力量之间实现联合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是“原则性的，战略性的”。宪章还介绍了伊拉克革命在复兴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例如，肃清了伊拉克国内的间谍网，对磷、石油工业项目的投资，颁布1970年第151号农业改革法，1970年第151号劳动法，就业、社会保险法，通过和平、民主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制订伊拉克历史上第一个目标宏伟的五年发展计划等。

1972年2月，萨达姆率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后苏联柯西金总理访问伊拉克，于1972年4月苏联同伊拉克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柯西金访问伊拉克期间，还同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晤，“两个兄弟党”交换了意见。伊拉克共产党对伊苏友好合作条约发表声明说：“伊拉克共产党对伊苏条约表示热烈的欢迎，它一直关注着伊拉克和苏联之间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伊拉克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后，今天两国终于成功地签署了这一条约。我们伊拉克共产党对这一历史性的步骤给予积极的评价，并宣布将毫无保留地、不遗余力地同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进行合作，以便让伊苏友好的旗帜高高飘扬……”

伊拉克共产党宣布这一立场后，复兴党领导要求它加入内阁，并给它两个部长席位。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决定采取积极的态度，派中央委员阿米尔·阿卜杜拉和穆克拉姆·塔利巴尼入阁。

1973年7月17日，复兴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后，宣布了两党的联合声明，复兴党地区书记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齐兹·穆罕默德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共产党在联合声明中公开承认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全国联合阵线及其机构中的特殊领导地位，承认复兴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联合声明还明确规定除革命的领导政党外，其他政党不允许在武装部队内进行党派活动，以保证武装部队的统一。

很显然，全国联合阵线的原则性目标和战略构想并没有离开萨达姆·侯赛因的思想。

但伊拉克共产党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后发表的政治报告中，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一些违反全国联合阵线行动宪章精神的新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要求1978年成为结束过渡时期的一年，在政治自由、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为议会选举进行准备；要求阵线在颁布重要决定前进行讨论；要求取消党对责任负有义务的条件。

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对在阵线各委员会和最高领导机构中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设置了障碍。

对于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伊拉克复兴党从来没有犹豫过。至于共产党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更是节外生枝，这等于暗示在伊拉克国内有限制和镇压现象，这是与共产党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相违背的，也是同它所享受的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自由的权利相矛盾的。它每天都在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纸上发表意见，这是阿拉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享受不到的政治自由。

答记者问（上）

我在巴格达下榻的旅馆距共和国宫只有一箭之遥，乘车中速行驶只需十来分钟。

我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会面的时间约定在晚八点。尽管我盼望着这次会见，但我看了一眼我事前写好的采访提纲仍觉得心里没底。问题不在于我要提出的问题上，因为事实上我近乎准备了一份工作文件，要提出的问题一大堆，足可以讨论几个小时的。问题在于提出这些问题时，需要好好动脑筋，将问题提得巧妙，保证同他的对话获得成功。

当时1982年，他的日程排得很满，来自亚非国家的首脑正纷至沓来，出席在巴格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巴格达几乎变成了一个大贵宾室。萨达姆总统忙于接见各国政府首脑，几乎无一刻的闲暇。我承认我自己曾不止一次对这些首脑们充满了怨恨。因为他们访问、会谈占去的时间挤掉了我的时间。但现在我要去共和国宫了，难道需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吗？

事实上，萨达姆承受的压力和工作量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他刚刚送走一位政府首脑，就又迎来另一位客人；萨达姆刚刚离开办公室，但瞬间就会在某个部、某个企业或某家工厂、学校或部队出现；忽儿，又会从那里前往某个城市，某地区、县或边界某个偏僻的小乡村，到老百姓家里同男女老少促膝谈心，调查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问题。他经常抱起孩子，同村民们一起吃面包。因此，不管他在伊拉克的社会地位如何，人们并不将他当成外人看待，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像家人一样的接待，没有哪个男人像他那样，从北部库尔德斯坦的高山上到南部两河流域的平原他都扶过犁，耕种过伊拉克肥沃的土地……

他热爱自己的人民，和人民同呼吸。正是这种领袖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纯真的关系将他同历史车轮和革命的脉搏联系在一起……

随着他不断前进的脚步，我们越来越会感到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史诗一样的东西。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前说过的一句话：“1949年，我们开始了又一个新的长征，但我们还没有超越长征的第一阶段……”这就是说，萨达姆·侯赛因也想在这块阿拉伯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拉克。他确实建起了新的伊拉克，但他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希望革命继续发展，期望在阿拉伯的土地上革命的源泉永不枯竭。

两个月前，我第一次在他身边聆听过他谈论阿拉伯民族的历史、遗产、文明和使命问题。他谈的头头是道，既通俗，又像苏非派那么神秘。苏非派为穆斯林的一个派别，又称神秘派　。而后，他又谈到阿拉伯民族的现在，它的潜力和未来，就好像在指挥室里一样，面前摆着军事的、经济的和人力情况的地图，他胸有成竹，既高瞻远瞩，有战略的眼光，又懂得运用战术。

他突然问我在伊拉克有多少埃及人，他们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有近百万阿拉伯埃及公民在伊拉克全国各地工作，从北到南都有埃及人。他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他说：“难道真有100万吗？”我向他表示确定无疑。他双眸充满了高兴和骄傲的神色。我知道，埃及在他心目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不仅我知道这点，所有在伊拉克工作的埃及人都很清楚。他也知道他在埃及人心目中的地位。每当他在埃及人民群众中时，他们都用埃及方言欢呼道：“萨达姆，我们用生命保卫你。”就像过去他们对加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所表达他们心中的爱那样：

当汽车驶进共和国宫的大门时，停了一会儿，我向警卫通报了姓名。

晚八点，共和国总统府的新闻局长——我的老朋友萨巴赫·苏莱曼陪我步入萨达姆·侯赛因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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