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二十五（第1页）

十七岁，图雷尔对我而言只是让·热内的《奇迹玫瑰》这本书最后提到的一个名字。他在那里指出了写这本书的地点：一九四三年，桑泰街，图雷尔监狱。他也曾经被关在那里，犯了盗窃罪，就在多拉·布吕代被送去集中营后不久，或许他们曾经相遇过。《奇迹玫瑰》不仅充满了对梅特雷少年教养院的回忆——人们也曾想把多拉送去的那类少年管教所中的一个——现在看来，这本书也充满了对桑泰街和图雷尔的回忆。

书里有些句子我都会背。此刻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其中的一个句子：“这个孩子教我巴黎市井的俚语，这是一种让人忧伤的柔情。”这个句子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似曾相识的多拉·布吕代。人们曾要求这些有着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名字的孩子佩戴黄星，而他们却是地地道道的巴黎人，和大楼的门面、人行道、只有巴黎才有的延绵不断的灰调融为一体。和多拉·布吕代一样，他们都有巴黎口音，说着让让·热内感到一种忧伤的柔情的街头俚语。

在图雷尔，当多拉关在那里的时候，可以收到包裹，周四和周日可以探视。甚至周二还可以做弥撒。看守早上八点点名。囚犯在床前立正站好。午饭在食堂只能吃到白菜。在军营的操场上散步。晚上六点吃晚饭。再点一次名。每半个月洗一次澡，在看守的陪同下，两个两个进去洗。口哨声。等待。如果要探视，得给监狱长写信，不过不知道他会不会批准。

探视在食堂进行，过了中午就开始了。警察对来人的包进行搜查。他们打开包裹。常常探视被无故取消，而囚犯只在一小时前才被告知。

多拉在图雷尔可能见过的女子当中，有那些被德国人称作“犹太人之友”的女人：十几个雅利安血统的法国女人，她们勇敢地在六月犹太人被要求佩戴黄星的第一天，也戴上了黄星表示她们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占领当局的眼中她们的举动是荒唐和放肆的。有一个把黄星戴在她的爱犬的脖子上。有一个在上面绣了：巴布。另一个绣了：珍妮。还有一个挂了八颗黄星在她的腰带上，每颗星上有一个字母，连在一起是VICTOIRE（胜利）。所有这些女人都是在街上被捕带到最近的警察局的。然后是警署的拘留所。然后是图雷尔。然后，八月十三日，德朗西集中营。这些“犹太人之友”从事的职业分别是：打字员、文具店职员、卖报人、清洁女工、邮局职员、大学生。

八月，抓捕行动越来越多。被捕的女人甚至不再送去拘留所而是直接送到图雷尔。二十人一间的牢房人数翻了一番。因为拥挤，房间里的温度让人窒息，焦虑的情绪也越发蔓延。大家明白图雷尔就像一个分流的车站，每一天都可能被送去一个未知的目的地。

已经有两队为数一百来号的犹太女人在七月十九日和二十七日被送往德朗西集中营。她们当中就有拉卡·伊斯拉洛维奇，波兰籍，十八岁，和多拉同一天到图雷尔，或许还坐同一辆囚车。或许还跟她睡同一个牢房。

八月十二日晚，消息在图雷尔蔓延，说所有犹太女人还有那些被称为“犹太人之友”的女人第二天都要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

十三日晨，十点，兵营操场的栗子树下响起了不间断的点名的声音。大家最后一次在栗子树下吃午饭。一顿吃不饱的可怜的饭菜。

大巴车到了。好像有足够的位置让所有女囚都能坐下。多拉和其他女子一样。那是个星期四，探视的日子。

车队开动了。由一队戴头盔的摩托车骑警押送。走的是今天我们去华西机场走的路。沿途的一些楼房被拆掉了，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像过去搞“孤岛16号”一样，改变了那里的风景，把东北郊变成一个灰扑扑毫无特点的地方。但在去机场的路上，一些蓝色的牌子上还写着过去的地名：德朗西或罗曼维尔。就在高速公路两边，巴尼奥莱门附近，还有一个二战的残留物，一个被遗忘的木头棚屋，上面写着一个清晰可见的名字：杜尔默尔9。

在德朗西，多拉在人群中见到了已经在那里关了三个月的父亲。那一年八月，和图雷尔、和警局拘留所一样，集中营每天都挤满了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有的是成百上千坐运货的火车从自由区来的。数百数百的女人，被迫和自己的子女分开，是从皮蒂维耶和博讷拉罗朗德的集中营来的。八月十五日和接下来几天，四千名儿童在他们的母亲被送去集中营后来到这里。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名字，在皮蒂维耶和博讷拉罗朗德匆匆出发前写在他们衣服上的，已经难以辨认。身份不明儿童122号。身份不明儿童146号。三岁大的小女孩。小名莫妮卡。身份不明。

因为集中营人满为患，而犯人还会源源不断地从自由区送过来，当局决定九月二日和五日把法国籍的犹太人送去皮蒂维耶集中营。和多拉同一天到图雷尔的四名十四五岁的姑娘：克罗蒂娜·文内贝特、泽丽·斯托利兹、玛尔特·纳什马诺维奇和伊万娜·皮图恩，随着这批大约一千五百人的法国犹太人队伍出发了。或许他们还存有幻想，以为他们的法国国籍可以保护他们。多拉也是法国国籍，原本可以和他们一起离开德朗西。她没有这么做，原因只有一个，很容易猜到：她宁愿和父亲待在一起。

父女俩于九月十八日离开德朗西，和其他一千名男男女女坐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多拉的母亲，塞西尔·布吕代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大围捕那天被抓，关在德朗西。她在那里和丈夫团聚了几天，当时他们的女儿还在图雷尔。塞西尔·布吕代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德朗西获释，可能是因为她出生在布达佩斯，当局还没有下达流放原籍匈牙利的犹太人的命令。

一九四二年的那个夏天，她是否在某个星期四或星期天去图雷尔看望过多拉？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她再次被关进德朗西集中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踏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比丈夫和女儿晚五个月。

九月十九日星期六，多拉和她父亲被送走的第二天，占领当局下令巴黎全城宵禁，作为对在莱克斯电影院发生的刺杀事件的镇压。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早上，谁都不能出门。整座城市冷冷清清的，好像是为了纪念多拉的缺席。

从那以后，我试图寻找多拉踪迹的巴黎都跟这一天一样荒凉和寂寥。我穿过冷清的街道。对我而言，甚至在晚高峰的时候，当人们朝地铁口蜂拥而去的时候，它们都一直是冷清的。我忍不住会想起她，在某些街区感觉到她存在的回音。另一个晚上，是在火车北站附近。

我一直不知道她第一次离家出走的冬天的那几个月和之后春天她再次逃走的几个星期是怎么过的，藏在哪里，有谁陪着她。那是她的秘密。一个可怜的、宝贵的秘密，所有刽子手、法令、所谓的占领当局、拘留所、兵营、集中营、历史、时间——所有玷污你毁灭你的一切——都不能从她那里偷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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