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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部分(第1页)

妙地与封建落后的旧传统、旧习惯进行斗争,顽强地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同时,也写出她们对以红英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的深情厚谊。当红英教了她们两个月的文化课就要离开的时候,她们提出要与她结拜成如同父同母生的干姐妹,还送红英一首情真意切的信天游:“羊羔羔吃奶双圪膝膝跪,咱们结成了干姐妹。蒺藜花开黄腊腊,红英要走我灰塌塌。……”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叙述苦行云流水,在人物刻画上不事雕琢,作者采用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有白描,有对比,用笔朴素、自然、细致。作者是这样描写巧玲和银妞的:“巧玲长得壮实,红脸蛋,短帽盖,圆脸盘,大眼睛,说起话来嘴厉声高,一点也不拘束。银妞说话声音很轻,又慢,老是眯着那对会说话的单眼皮眼睛,身子依着我,老是像说悄悄话,她那细细的像柳芽儿的眉毛和鸭蛋脸,虽没有巧玲壮实,倒很秀气。”人物的性格,就在这朴实的叙述中显露出来,字里行间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如写巧玲梳头:“她用木梳子梳头的狠劲儿,好像头发不是长在自己头上似的。”只此一笔,其性格便跃然纸上。

这篇小说好像一首散发着朴素美的诗,读着它,仿佛跻身于作品的人物之中,又像徜徉在陕北大地,领受着那里的风土人情。但小说的结尾以浓郁的抒情之笔收束全篇,把读者领引到深深的美好回忆之中:

……离开我的十姐妹,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不会赞美她们那纯真、聪慧的心,也不会描绘她们那真挚的友情。但是,我心里铭刻着她们的歌声;我时常想起巧玲那散乱的短发和那清脆的口音;时常想起银妞那细细弯弯的眉毛和说话时总爱依偎着我的神情。我惦记着苗家圪崂的许多姐妹们,惦记着那清澈的小河,惦记着那一眼望不断的黄土高山……

作家创作上的变化,是和社会生活、历史的变化分不开的,是和作家思想深处的积累分不开的。穿过凄厉的风雨,经过十年痛苦的沉默与思考,贺抒玉的创作,从质到量,从广度到深度,都胜过了以前。在她的一批新作里,两篇获奖作品《女友》和《琴姐》就是代表。

《女友》是以1957…1958年大炼钢铁、大抓“右派”为背景落笔的,但写的是几个时代近四十年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出生活悲剧,当然悲剧完全是社会造成的。战争年代,艾米霞和袁峰在文工团里是一对相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但解放后,历史无情地把他们拆散:因袁峰被划成“右派”,他们离了婚。他们曾是美满的一对,袁峰是爱情的播种者,艾米霞是个幸福的收获者。但是,当袁峰被推进痛苦的深渊时,是艾米霞又给他添加了痛苦的内容。她失去了爱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才感到了心中的荒凉。二十多年,坎坷复坎坷,他们都在苦难的折磨之中生活、辗转。“文化革命”使袁峰倍受其害,他从死亡里活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都落实了政策,可是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冰消了,雪化了,袁峰彻底平反,又回到C城,在报社干起老行当,但他和艾米霞的共同生活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历史报复了她一下,给她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她的灵魂在嚎啕!“她是在失去袁峰以后才真正懂得了爱情,才更强烈地爱上了袁峰。”可是时间和生活都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对袁峰、艾米霞,还是对社会。人们只能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教训就是唯一的“补偿”,因为教训会使人变得聪明,使社会得到发展。

贺抒玉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是《琴姐》。杜鹏程评论说:“这篇作品,不追求时髦,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爆炸性的效果。她全力以赴塑造的依然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写出了那勤劳、质朴的品格和内心的美以及她平凡的、值得人深思的感情和经历。从人物塑造,题材选择以及艺术风格来说,既保持了她的作品固有的优点和长处,又有了新的发展。”评论准确、得当。这个短篇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深切”,人物形象的“可爱和生动”,确属令人难忘的成功之作。

贺抒玉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这是她创作上一个显著的成就。琴姐是一个典型。她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或爱姑,也不是庐隐、泳女士(冯沅君),以至于老舍、巴金、曹禺笔下的女主人公,也不是白毛女或赵树理塑造的妇女形象。琴姐从苦难中跋涉出来,她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中国辽阔的农村,到处可以看见。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真真诚诚、“土里上气”的人物,为国家养儿育女、操持生活,背负着中华民族前进。

小说是通过许多平凡小事、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的。琴姐爱生活,是一位闲不住的人。自从她来到“我”家,每天一早就把大杂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开了个小菜园,一有空就松土、拔草、浇水。每次吃饭,一端起碗,她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便说:“你知道,咱家乡过年才吃顿好面;这大地方,天天是过年的茶饭。你的命好,早早就到这大地方,享上了社会主义的福。咱山圪崂,何年何月才看见社会主义呀!”她讲的是实话。琴姐善良、单纯,心直口快。当孩子在说笑中把稀饭吐了一地时,她板着脸说:“造孽不!”“你们知道庄稼是怎样来的?粮食是怎样打下的?”当孩子把面条例在桌上,她便揽起来用水洗净自己吃了,并说:“我们山圪崂,怀抱娃娃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面食。”她批评我忘了过去,“把孩子惯坏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的感情。琴姐为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她,三个儿子就是三只虎,在她心里比百万富翁还要满足。解放战争时,做军鞋全村数第一,她是望着晨光的升起而成长起来的。她曾说:“年轻的时候,把世事想成金枝玉叶,谁知道只是一场梦!”她有过梦想,但历史没有让它变成现实。她从小就会剪窗花:喜鹊、鸽子、牡丹、菊花、五谷丰登,她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地生活了一世,最后似乎满足地告别了这个色彩变幻的大千世界。

这篇小说,作者有时写得幽默横生,有时写得凄婉沉痛。主人公没有神化,作者没有掩盖琴姐由旧社会带来的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烙印。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多找了她二毛钱的那段故事处理,使琴姐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有血有肉地活了起来。

没有风格,就没有艺术。贺抒玉是一位在创作上有风格的作家,而且她作品中那种朴实无华、清新淡雅、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艺术风格是一贯的。这种风格是她的艺术追求,是她特有的生活、气质、环境和历史形成的,它属于艺术创造,属于艺术之美。但她前期和1977年后的创作其深度、广度不同。她八十年代之后的创作很明显地溶进了她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但它们不属于“伤痕”,用杜鹏程的话说:“通过这些作品,你会思考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使人深感不安的问题。”无疑,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她没有一时“轰动”文坛所谓“爆炸性”的作品,但从文艺美学的意义上讲,她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耐咀嚼和回味的,它们有生活和人生深刻的一面——“使自己变得美好些,使人类变得美好些,使明天变得美好些。”

一个作家,只要沉在生活里,艺术创造力就不会枯竭。贺抒玉的创作生命总是跟着时代的轮子运转。她不停地追求,因此她面前才有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不是死胡同。1986年,我读了她两篇新作:短篇小说《晴朗的星期天》(1986年《延河》第三期)和中篇小说《隔山姐妹》(1986年《延河》第十期)。《晴朗的星期天》写一个刚张开理想、事业、青春、爱情风帆的省报青年记者刘才一天的生活——平平常常的生活。他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绝不寻门钻眼”的青年,单纯,充满了事业心。“青春的活力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刘才拥有这种资本。他刚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某县梁书记的感人形象在全省引起反响。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梁书记另一面的形象(实际上,这是本质,是真象):他正积极走省里的门子,调大学刚刚落榜的儿子到省城工作。对此,刘才惊愕不已,自然,现实是一种清醒剂。他被讥为“井底之蛙,没有见过大天”。刘才憎恨两面派的“两面哲学”。然而同一个问题竟摆到他的面前:一个朋友,为调女朋友的弟弟到省城工作,求他去走关键人物梁书记的后门。诱惑和迷惑,信念和力量,铸成人生矛盾,苦苦折磨他。普通的一天,多么不普通的感触:上大学时,曾费尽心解过书本上许多难题,此刻,他才理解,最难解的题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中。他无法预料生活的新课题。“但是,他相信只有潜入海底的水手才能真正懂得大海,如果他只是站在岸上观望和欣赏大海的魅力,那他只配做舞台上的歌手,而永远做不了大海中的水手;不,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大海的怀抱里去!”这是结束,一个没有答案的结束。

普普通通的一天,当今社会“普普通通”的事——社会的沉疴!无孔不入的传染病,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机体。从这一点来讲,这是一个到处存在的大主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刘才撕去了台历上旧的一页,他期待和思考着新的一天——那将是什么?

中篇小说《隔山姐妹》以浓重的抒情色彩写了一对同母异父姐妹不同的生活道路。在风云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各有其不幸。小说以姐姐惠娟染上肺癌后迎击死亡为主线展开情节。惠娟一家——轻浮的儿子、离婚的女儿,妹妹惠美一家,及小保姆,生活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但他们有的忠厚,有的善良,有的淳朴,每人个都是当代生活里有着不同思想、情绪的一员。像贺抒玉以前的作品那样,小说不是写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人们每天经历的“故事”,但它涉及了革命、家庭、婚姻、爱情、思想、事业和由于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奋斗与创造,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共同绘成现代生活的画面。人道主义,亲情之爱是感人的。惠娟的丈夫长她十六岁,但她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夫爱、父爱、兄长之爱、同志之爱,几乎是人生全部的爱!”“战场上,他是严厉的指挥官;家里,他是温厚的丈夫。她对他的爱和尊敬化作无尽的思念,咬着她的心。”惠美的丈夫吕林被打成右派,明知冤枉,还要轻生,这时惠美说:“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这叫什么连累,既是夫妻,就该同安乐,共患难!”还有那一对母亲留下的银手镯和亲人之间所谓心灵感应——眼皮儿跳,都是中国传统里亲情之爱的象征。但生活里不永远只有爱,不永远只有鲜花。世界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组合。

“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军人,九死一生的英雄汉,最后咽下的竟是人生的苦酒。”(这是惠娟的丈夫——一位高级干部的归宿。)

“谁有你的命好,老头子还在台上,又是闲差,冬天跟老头子去南方,春暖花开再回来,多自在听!”(是说另一位高级干部,一个普通的存在。)

“能上一个台阶是一个台阶,他有了地位,你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人凭衣衫马凭鞍,婆姨凭的男子汉,这话一点也不假。不管到啥时代,女人就是凭男人。”“我们院里许多女同志就怕他男人把官丢了,千方百计拉关系,为男人保官。……人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你放开缰绳让他跑,他还不到五十,再干上十年,准能升个厅局级干部!”(惠娟的这些话,也有代表性。)

“你讲了一辈子良心,生活也不会给你什么恩赐,陈旧的观念!”(惠娟儿子的话,又一代人的一种思想)

“……躲过了战场上敌人的明抢明炮,可是躲不过党内称为同志之间的阴谋暗算,冷枪冷箭。……”(政治生活中永远演不完的奸贼喜忠良的悲剧!)

“人,才能活几十年,这个打击,那个磨难,像推磨似地压抑着人们的兴致。幸福是短暂的,不幸和痛苦才是永恒的。”(生活,就这么沉重和残酷!)

小说把当代社会的缩影送到读者面前,让人们来一次再认识,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社会,也许这才是多彩的生活。

贺抒玉没有用“意识流”,更没用“嬉皮式”,还是她那朴素、自然、淡雅的风格,然而同样表现了现代意识。心理描写,新的对话形式,纯清明亮的语言,抒情的调子,给她的创作带来新的成功,这是进步。

贺抒玉的作品,都记载着她在文学上虔诚的足迹。她在《琴姐集》的“后记”中说: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接近文学的。年轻的时候,常常以为文学是迷人的,待到跋涉一段之后,才尝到它的艰辛。然而一踏入这个领域,便有些身不由己,即使路途坎坷,也不肯回头。曾经在生活中激动过我的那些人和事,时常像泉水冒泡似的泛上心来,使自己难以安静。我便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被兴奋、苦恼、喜悦、焦虑种种情绪所左右,品尝着写作中的许多甘苦之味,而不肯释手。也许,就因为文学是一座高峻的无止境的山峰,才对肯于攀登的人有无穷的吸引力。

文学,是一项迷人的事业,但其中充满了艰辛。贺抒玉是一位执著的追求者,不肯在原地踏步,抱病写作,锲而不舍地走向那块美丽的绿洲,并带着自己的鲜花……

1984年5月28日

1994年12月21日修订

柯岩

阎纯德

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在读者中的影响,是靠其作品建树的。

“在创作上,我永远不满足于一种形式,总想多尝试一些样式。我觉得,多掌握一种形式,就像一个战士多了一种武器……”我多次访问柯岩,她都这样说。

柯岩穿着干干净净色彩淡雅的衣裳,朴素、大方。她动作敏捷,一双大眼睛透着智慧。语言洗炼,有节奏,有条理。她的记忆力极强,一些中外名家诗词、名言,脱口而出。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喜怒哀乐总是形之于色。柯岩,风度潇洒,而又平易近人,是一位普通人,又是一位名诗人、名作家。所以,一位作家对我说:“柯岩,是我们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是的,中国文坛,如果说是一座百花园,那么柯岩的作品则是这花园中颇富特色、引人注目的花朵。

“柯岩”是笔名。关于这个笔名,柯岩解释道:“我们中国的古代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大大的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顽强……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柯岩以坚实的创作实践,圆了自己起步时的文学梦,在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地位,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儿童文学(诗歌和戏剧)、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及影视等领域里,她辛勤的劳动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此,人们称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全能式的作家。

作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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