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29部分（第1页）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陈明都进了牛棚，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低低吟诵，陈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话语，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　万珍重。”

这些奇特的书简，可集以成册、成书，可惜当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当丁玲被脱光衣服搜身那天，这珍贵的财产被当做废纸毁弃了，她的苦苦恳求，怎么也感动不了那些铁心人。但，这些书简是属于丁玲的，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随着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孤寂中的梦幻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一所北京附近的监狱。完全与世隔绝，一个月放一次风，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她隐约感到，这是她一生面临的最大考验。她暗暗告诫自己，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不、对未来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将来变成哑巴，常自己和自己说话，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为了不使自己瘫痪，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动量，顽强地锻炼身体。她把看完的《人民日报》团成一个大大的纸团，称之谓自制“篮球”，一个人往墙上扔，每天反复数百次。看守员用十分惊疑的目光揣测着丁玲奇怪的行动。在狱中，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盼望有一天，会有好心的看守员对她表示同情，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她一天天等待着，盼了一千七百个日夜，在闪动着希望的火花中，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嶂头村“安家落户”。这是个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每当黄昏时分，夫妻俩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闲。她生活在蟑头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张裕民、刘满、董桂花的身边。那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心，那支为人民代言的笔，又催她重新上阵。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带给她的困难，从头开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她时而伏在桌子上，时而倚在墙边；人们还时常见她胸前平端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个洞眼，系上两条带子，套在她的双肩上。这是陈明为她写作而专门设计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用上这块写作板。

在嶂头村，丁玲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却不减当年。陈明经常教邻家的儿童唱歌，说快板。每逢春节，他们给各家各户送去大红纸对联。有的人晚上还常常集在他们的屋子里说真心话。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抬不起来，好几位医生看了，都说没办法。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业余钻研针灸，经常给老乡治病，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为丁玲扎针。他家离丁玲住的村子十余里，来回三十多里，走得满头大汗，仍不顾风险，坚持为丁玲治病。他说：“你们说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现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来试试。”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她那颗沉寂的心渐渐地恢复了生气。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极度痛苦中，但伟大的“四五”运动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她，她要奋起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谱写新的篇章。

博大的胸怀——永远朝前看

几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像丁玲这样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此厄运，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见的。1979年以后当丁玲的错误结论全部推倒，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她对亲人——没有眼泪和悲伤；对党——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她刚到北京不久，住处还没着落，家还未安定时，就和陈明一道跑到桑干河畔的温泉屯，看望当年的老朋友。

当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登门拜访。这些人中有丁玲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有在苦难中保护过丁玲的老农工、小姐妹，有老老少少丁玲的崇拜者，还有远涉重洋的国际朋友，海外作家。不管是谁，丁玲总是热情接待，用她那不多了的剩余时间和人们谈心、交心。她总是袒露胸怀，充满信心地对人说：“过去的老帐不要计较了，不要去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您离开历史二十三年，但历史没有离　开您；您离开读者二十三年，但读者没有离开您。”

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中，从人们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她说：“严肃的责任感使我顽强地活了下来，严肃的责任感，又催我向前，去反映生活，反映时代。”

丁玲是一个永远想着人民，永远朝前看的人。当她告别沉痛的过去的时候，她不愿意再回头去写自己的哀伤。她的《牛棚小品》发表后，有人劝她，还是多写一写你自己吧！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她爽快地回答：“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光明的普通的人！”

丁玲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深知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她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日夜不停地写作。为了怕被别人打搅，常常在早晨二三点钟起床，一直写到清晨八九点钟。她刚刚做完癌症手术，肿胀的手还没有复原，就又执笔写作了。

丁玲在报刊上发表了近二十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散文《杜晚香》、《牛棚小品》（三章）、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等。

丁玲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在北大荒、山西长治，只要稍一安定，她就继续写。但多灾多难的丁玲在她身强力壮的时候，竟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巨作，只好在白发满鬓，身衰力竭的晚年，拼力实现这一夙愿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1946年秋天华北农村士改以后的故事。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敌人重新还乡，村上只留下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至胜利。全书原订写八十章，因担心健康状况，拟压缩成五十章，约五六十万字。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讲一点心里话》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

丁玲在五十多年坎坷写作生涯中，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更紧；和人民的结合也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她深感幸福和欣慰。

最后的岁月

“生命的白天已经过去了，黄昏已经到来”，丁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逝去岁月的损失，也为了珍惜未来有限的时光，她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负荷，国内、国外，大江南北，“马不停蹄”，用生命的余辉编织着多采的人生画卷。

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陈明的奔走，丁玲的呼号，终于有了结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样的沉重包袱，但丁玲没有就此停步，安度晚年。1981年7月，获得自由后的第一站是北大荒，她要重新踏上那块黑土地，去看望在绝境中给她以生的希望的农工朋友。她先后访问了曾经生活过的普阳农场、宝泉岭农场以及周围的几个农场。见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片片紧张收割的麦田，丁玲开怀大笑，终于圆了晚年的梦。北大荒是她流放、充军的地方，这里给她留下了许多难以抹掉的痛苦的回忆，但丁玲还是想念北大荒，这里同时也给了她生的勇气及人世间最美的感情。丁玲离开北大荒时，曾深情地对北大荒人说：争取时间，把手里的两本书写完，再回北大荒来看看你们……

8月29日丁玲应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赴美访问。她身上残留着北大荒的麦香，心里装着北大荒人的亲情，又踏上了陌生的异国土地。丁玲与世隔绝二十多年，大洋彼岸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如何看待自己？他们会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她在心里暗暗地揣摩着，也微微地躁动着不安。

爱荷华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她喜欢这里环境的安宁、和谐，但更喜欢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大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可以“用共同的语言谈不同的思想”。丁玲在美国期间，主动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访美期间，一些美国人很想听一听这个受过冤枉，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是怎样想？怎样说的？也有些人想从丁玲口中得到一些爆炸性新闻，以收到轰动效果。丁玲面对一些陌生的听众，不论是政治见解相同者，还是不同者；不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她总是侃侃而谈：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中国人民的艰难生活哺养着我，使我一生都跟着人民的足迹生活、工作、写作，六十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过一点世面，经过一点风雨。现在我已七十七岁，我只存一点希望：为人民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们。在美国期间，她会见了三十年代相识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士女士，还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编英文版《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丁玲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接触了美国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当她无意间看到了曼哈顿街头的佝偻老人时，丁玲百感交集，纷纭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她心里投下的影子实在难以抹掉。

丁玲在爱荷华停留不到三个月，11月23日她又飞往加拿大，进行短暂的访问。丁玲是第一位由中国正式派往加拿大的作家。短短的十天，她奔赴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威尔匹克等四大城市。1981年岁末，丁玲取道旧金山、洛杉矾、香港，回到北京。

西方世界在她心里的人和事催促她迅速地拿起笔来，散文《访美散记》一篇又一篇地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另外，她还写了《我认识的瞿秋白》、《胡也频》等振撼人心的作品，发表了《我希望的文艺批评》、《我也在望截流》、《五代同堂，振兴中华》等论文多篇。

丁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曾停止写作。但她又不是一个埋头于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她的创作与社会取同一步调。从美国回来后，她的脚步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从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没有忘记，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后赴天津、沈阳、大连、长沙及故乡常德、临澧讲演、参观、探亲访友。年底，又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到昆明、个旧，景洪等地访问。1983年4月丁玲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与作家刘宾雁一起赴法国访问。5月底，又赶往上海，浙江等地访问巴金，参加冯雪峰学术讨论会。1984年6月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参加丁玲创作讨论会，凭吊胡也频故居。10月去湖北武汉、葛洲坝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节，丁玲为了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又到了桑干河地区的蔚县，看望并访问了土改时的战友，老县委书记王纯。来到桑干河，好像又回到了解放战争年代，她打算着：这回可以找回一些感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部书写完，以完成她后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广西，接着从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参观访问了那里的工厂、农村、学校，带着对延安的无限眷恋之情，回到北京，5月又去澳大利亚访问。

这一段时间，是丁玲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后一个创作高峰，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我与戏剧》、《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等。除构思《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部分章节外，还创作了饱含辛酸，给她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曾对我们说：“这两本书无论如何我都要写完，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虽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虽然有风雪，却是人间。”

1985年7月13日，丁玲终于不堪重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次病倒与其说是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不如说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无限烦恼，使她难以承受。《中国》文学双月刊的诞生是丁玲文学生涯的又一辉煌，也是她生命的归宿。丁玲从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召开，直至1985年春天，《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问世，花费了多少心血，有谁能算得清呢？申请刊号、编辑部的人事安排、找经费、找房子，到刊物组稿、印刷发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丁玲不死

3月15日，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挽联、花圈；一批又一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盖的那面红旗。这是农工代表们从遥远的北大荒带来的，上面绣着“丁玲不死”四个耀眼的大字。“丁玲不死”既表达了北大荒人对丁玲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丁玲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代表了许许多多与丁玲相识不相识的人对她的“盖棺定论”。多么真诚、简炼、朴素的语言！丁玲逝世后，党和国家给她很高的评价，新华社3月15日在介绍《丁玲的生平》中写道：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　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　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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