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35部分（第2页）

卧室里有两张整整清洁由深蓝床罩遮蔽的不同走向的单人床，一张属于她，床头旁摆放着她和贾伊箴教授的合照及孩子们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片告诉我，那是一个透着文化光辉的温馨之家。另一张自然属于贾教授（我没有问，为了避讳）。谢老说：“他头一歪，无忧无愁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张床的一切如旧，好像贾教授正在那里休息，或是正在等待他的归来。卧室连着小小的洗漱间，盆浴淋浴兼备，墙上贴着谢老写的纸条：洗脸巾、浴巾、脚巾、友人用巾等等，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外间略小，是书房客厅，也是厨房。一棵生长了二十三年的常青藤，爬满了房子，把同一个空间的书房客厅和厨房隔开。一张窄窄的一米二带屉长条桌，小小的木质书架靠墙而立，上面放些小巧玲珑什物，正面贴满了黄白纸条，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朋友的地址和电话。“这是我对付记性不好的方法。我怕忘了朋友的地址和电话，所以，重要的，都贴在那里。”

在长条桌左上角的墙壁上，悬挂着丰子恺赠给她和贾伊箴的真迹画，画的内容被他的两句题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在她房间里，有好多菩萨塑像或画像。她见我在数其数量，便说：“不用数，共有八个菩萨塑像和画像。”听后，我立即给她开了一个小玩笑：“不！在您家里，共有九个菩萨；不过，只有您是真的。”“阎先生莫开玩笑，不要惹怒了菩萨；要知道，菩萨是要保佑你一生幸福平安的。”“罪过！请大慈大悲的菩萨宽恕！”因我说得相当认真，谢先生便赶紧说：“没关系！任何时候菩萨都不会报复或惩罚的。”后来，她告诉我，从小因受母亲影响，才信菩萨，皈依佛门。

“阎先生，你是第一个来访的大陆人，我们隔山隔海通信好多年，今日能见面真不容易。我们算有缘分，你算有运气，因为你早来晚来，我都不在。”

谢老一面说，一面为我沏茶。喝完茶，即带我到一家叫“湖南亭”的中国餐馆吃饭。

“因我常在湖南亭吃饭，常在湖南亭请朋友，所以有人还把我当成餐馆的老板呢！”谢老很兴奋，不停地向我讲述她和这家餐馆的亲密关系和感情联系，“我到旧金山不久，湖南亭也来了，悄悄地在我家旁边开了业，你说，我是不是有运气？我走遍天下，总忘不了湖南菜的美味，而湖南菜似乎只有这湖南亭的最好……”

在“湖南亭”，谢老点了几个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菜，另有一盆汤，一盆米饭来款待我。她大概想我远道而来，一定很饿。饿也真饿，但我只顾与她讲话，根本无心照顾那一串九曲十八弯的饥肠。谢先生吃饭时几粒白米掉在桌面上，她拣起来，又放在碗里。

饭后而归，在她的小家里，我们开始了轻松自由的对话，直到太平洋上空的星斗连成一片历史和传奇……

一

岁月像逝水一样，年复一年地奔流不息。如今，已经八十九岁的谢冰莹，我仿佛听见她在说，她永远是小孩，没有老，祖国的锦山绣水、家乡四季如画的风光，永远在她的心里生辉，在她的笔下发光

山青、水秀……村子的四周被起伏的山峦包围着，婉蜒如带的小河，终年不息的唱着小曲，水清得可以看见小虾游泳；一到春天，那些采茶女的歌声唱得你神魂飘荡。她们是农家女，出门采茶都用蓝色或印花头巾罩着，只露一个小脸，遇到男人时，像新娘似的低头含羞而过。全村的女人找不出一双天足，都裹得如小辣椒一般……这是谢冰莹在《平凡的半生》里所描述的家乡——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一二十年代的生活……

1906年，当中国还处在黑暗重压下，这年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五），她在这个乡村诞生了。

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举人，能文能诗，做过三十年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记忆力强，知识渊博，学生们都称他为“康熙字典”。他平易近人，从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母亲和父亲一样被全村的人所拥戴，她聪敏有志气，能刻苦耐劳”。她读书不多，但理解力强，从十六岁嫁到谢家起，便担负起整个繁重的家务。一共生下四男二女，谢冰莹是最小的女儿，受到父母的溺爱。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五六岁时父亲就教她读《唐诗三百首》、《随国女弟子诗》、《史记》等。她有惊人的记忆力。然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母亲，要她少读书，多学女红，跟别的女孩一样，裹足穿耳，决心把她培养成一个贤妻良母。但是谢冰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为了迫使母亲接受她上学读书，曾绝食三天，后来见她哭得实在可怜，才允许她进私塾，十二岁时改入大同女校。

《水浒》这部名著，不知拨弄过多少人的心弦，熏陶过多少作家。谢冰莹在小学时期，也爱上了《水浒》。盛夏的黄昏，人们挥扇纳凉，她像说书人似的开了场，招引了一群端着饭碗的、拿着烟杆的、捧着茶杯的、背着孩子的男女老幼。她的六祖母是最积极的一个，一吃完饭就催促大家：“你们快点吃饭呀，吃完好听鸣冈讲故事。”她一讲起来，就进入角色，忘了形，手舞足蹈。有次讲武松打虎，竟然把一个蹲在她身边，仰着脸听讲的孩子当成老虎，飞出一脚，把孩子踢倒在地，听讲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孩子疼得直想哭，但见大家笑，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母亲对谢冰莹着魔似地看小说，讲故事，非常痛恨，更认为《水浒》是一部邪书，便把书收藏起来。后来她还是把《水浒》找出来，但再也不当着母亲看，总是在大家都入睡之后，才偷偷爬起来看书。不久，看坏了眼睛，母亲骂她，她回答道：“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人的性格、生活道路，往往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童年时代，是这多种因素里的重要因素。关于童年生活，谢冰莹回忆说：

我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总要叫口令，指挥别人，于是他们都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在高大的马上，我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聘于沙场。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

……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谢冰莹很小时，母亲就替她订了婚。她在大同女校学习，未婚夫在大同男校学习。这位不相识的“对象”，谢冰莹曾见过一面，但印象很坏，她说：“我相信将来决不会和他结婚的。”1993年她回忆说：“我五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十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痛苦……

在女校学习时，她的小脚得到了解放。这时，“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是怎样写作的？》）从此，她最喜欢读国文，每次作文课，她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比别人写得长，写得好。每次寒暑假，父亲教她念四书、五经，给她讲《史记》，但母亲总是在她耳边唠叨出嫁的事，或讲女人读书无用，毫不心疼地侵占她的宝贵光阴，要她绣花、纺纱，为此她曾暗暗悲伤，小小的心田已经埋下了苦闷的种子。

当她十三岁的时候，转学到新化县立女校。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特别提倡读文言，但并不反对学生写白话。她回忆说：“我读小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二哥在山西大学读书，他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我看了非常感到兴趣，自己也很想学着写，但是看了胡适论短篇小说，我又没有勇气下笔了。”

“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校，都很注重讲演，那些思想解放、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谢冰莹上台后，一紧张，口吃起来，只说出了要讲的题目，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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