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25部分（第1页）

巴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罗淑的作品虽然不多，可是版本不少，都已绝版。近年来评介的文章多了起来，出版了《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她的家乡简阳还成立了罗淑纪念室。写到这里，罗淑的小传应当结束了，忽然收到日本京都府中国文学研究会佐野里花女士的来信，寄来她在该会会报上写的文章，考证罗世弥除了罗淑这个笔名外，还应有第二个笔名“石每”。作为罗淑的研究者，她搜集了有关罗淑的每一点资料，作了大量工作，将罗淑的最后五篇短文和我的说明也译了出来。她真是罗淑当今的一位年青的异国知音了。这使我想起了巴金先生纪念罗淑的话：

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灭亡的东西。……我们能说她已经死去了吗？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常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灭亡，而且也永远不会灭亡。

丁玲

孙瑞珍　李杨杨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像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中　间要碰到多少礁石险滩……我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

——丁玲

1978年2月，漫天飞雪……

我们来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访使我们悬念的丁玲。踩着厚厚的积雪，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踏雪寻梅的故事。诗人寻梅是一种诗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们不是诗人，但也在寻梅。丁玲不正是经过几多风雨，几多寒暑，傲雪斗艳的红梅吗？

想起她的功绩，她的磨难，她的作品，心中仿佛翻腾着一个世纪的酸甜苦辣。

当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带着慈祥的笑容，闪着和蔼可亲的目光走来的时候，当握着她那温暖的手，当谈话自然而轻松地展开，当听到她开怀的笑声时，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无影无踪。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实实在在，可亲可近的人。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去看她。尽管她无比繁忙，仍然乐于接待一批又一批朋友、同事、外国友人，以及像我们这样一些普通人。她——革命者、作家、妇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叛逆者渴望高飞

秋阳落在黄熟的稻田上，清浅的小溪碰着乱石在低唱。这一天，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农村里一家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后叫丁玲，出世的时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过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财产和威风：拥有二百多间屋子的庭院，带着窗子的大床……但在这个处在衰败的大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沦在酒色中。伯父上山当了和尚，一个叔叔做了土匪。父亲蒋浴岚，聪明、慷慨、洒脱，却染上抽大烟，拿银子当铜钱花的恶习。他十几岁中秀才，又留日学法政，因身体多病，意志消沉，退学回国，在家无所事事，翻翻医书，看看病，摆弄古董，请客吃饭，刚刚三十岁出头就病逝了。父亲的容貌，在三岁多的女儿的记忆中是模糊的，但他遗留的华丽的衣眼、饰物以及家业，给女儿烙下抹不掉的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母亲姓余，闺名曼贞，生在常德书香人家，幼年读私塾，学会了写诗作画。嫁到蒋家，从不爱管闲事，不过问家中的经济情况，对丈夫的放纵挥霍也不多说一句。她过着少奶奶悠闲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里绣花、下棋、看书，就是到花园荡秋千，消磨无聊的时光。她羡慕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还是在死了丈夫以后。丈夫死时，她才三十岁，家庭已经破产，那些上门来吊丧的差不多都是同时来讨钱的债主。正像丁玲在小说《母亲》中描写的那样：“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

母亲走投无路的当儿，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势力动摇不稳，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员分崩离析。1910年湖南常德县城吹来了变革的风，几个留日学法政回国的青年，沟通了小城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兴学办报，十分活跃。母亲受新鲜事物的感染，心动了。她从小就羡慕弟兄，不愿只躲在屋里过一生。社会在变，母亲也在变，思想的冲突，经济的矛盾，变革的要求，把母亲从将要崩溃的基石下挤了出来。她卖掉家产，到娘家寄住，决心走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儿的名字蒋冰之改成蒋伟，称其子名为“大”；母女同人常德女子师范求学。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了风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刊《收获》1980年1期）丁玲的母亲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不但给女儿做出了榜样，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熏染。

刚毅、自强的母亲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诵唐诗。

寡母孤儿的处境极其艰辛。在家规森严的舅父家，丁玲常与奶妈、丫头和长工在一起。寄人篱下的生活地位，来自舅父舅母的压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层感伤，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学校，母亲与后来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她们在一起发誓：“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丁玲称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传来的时候，母亲、九姨、丁玲一同经受了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母亲还和女儿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一年后，母亲和向警予来到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丁玲也跟去上了学。因没钱继续求学，只念了一年，母亲便在桃源县当了小学教员，丁玲一个人留在长沙。这个年龄最小的寄宿生，聪明、伶俐又好学，经常考头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九姨常去看她，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后，母亲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又创办俭德女子小学，还为贫苦的女孩开办“工读互助团”，学生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得点工资补助家庭。丁玲也从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长高、长大了。不再依附在妈妈的身边听诗听故事。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或躲进舅舅的书房阅读草本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连《小说月报》和《小说大观》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来常德小住，带来不少新闻、新事、新道理，以后她去法国勤工俭学，仍然常常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新思潮，为丁玲打开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亲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女儿。但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这年暑假，她还是亲自送女儿赴九十里外的桃源县，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那时，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经常是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她喜欢画画、唱歌、体育，特别是算术，成绩最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丁玲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已成了活动分子，出风头的人物。她那双又大又亮，灵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经脱去天真的稚气，闪耀着坚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学、好朋友王剑虹、王一知，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上街游行、讲演、辩论。丁玲还在学校的平民夜校教课，她是最小又最热情的教师，学生们叫她“崽崽先生”。这年暑假后，丁玲转到当时比较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的影响。他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陈老师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陈先生发现丁玲写作的才能，着意培养她，鼓励她多写多看。丁玲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有两首白话诗还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时丁玲对功课有了偏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学把学生们爱戴的陈启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愤然离开此校，转到长沙岳云中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学生之一。

“大约是1921年吧，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为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地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的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我们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学的学生。”这是茅盾在1933年写的《女作家丁玲》开头的一段话。1922年春节，丁玲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是正确的。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丁玲终于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他纠缠，放弃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1922年春天来到上海。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不能按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办学，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王剑虹到南京。她们住在一起，勤奋自学。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和王剑虹恋爱，是她们宿舍的常客。大家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二十岁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识分子中受着感染和影响。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帮助丁玲，指引她前进。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她。丁玲一直钦佩他的才华，尊重他对革命的贡献。

她尽管进入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没有吸引住这位不到上二十岁的少女，看不惯个别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浮夸言行，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她对社会、对人生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两年多不曾离开的挚友王剑虹不幸得肺病死去了，这使她更加孤独和寂寞。她那时渴望着飞向自由天地，但没有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

“莎菲女士”的诞生

1924年，北洋军阀之争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样冲击着刚刚醒来不久的国家，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而这年夏天，丁玲却踏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学习，听鲁迅先生讲课。但愿望得不到实现，只好住在西城辟才几句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自学，同时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她常常在窗纸上、墙上、书本上用粉墨勾画朋友们的脸谱。缺乏经济来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玲遇见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首饰铺学徒出身的胡也频。两颗文坛上未来的新星相识，相爱了，这是他们在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他们住在北京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又极不相称的小楼上，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像许多穷学生一样，他们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丁玲对《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赏。尽管大革命运动在南方正如火如某地展开，但丁玲这时的思想还是非常混乱的，“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风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经过二十三年的风风雨雨，丁玲展翅高飞过，被撞到地下过，她打过多少圈子，绕过多少弯路，但尽力追求。社会、家庭、学校、友人、敌人不断地塑造着丁玲的性格和气质，到这时，她不满现实，大胆追索的个性已经形成。生活、思想、文学修养也在自觉不自觉中作好了准备！这就注定了她一旦拿起笔，就来得异常猛烈、泼辣。

1927年秋天，她开始用丁玲这个笔名创作，第一篇是《梦河》，冬天，紧接着写下《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个短篇小说被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从一大堆来稿中识出，登在两期《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上。小说的发表，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店，1933年）

第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梦柯，是个富于正义感的少女，她因不满教员对模特儿的侮辱离开了学校，住在亲戚家，不幸落入爱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不得不再次出走，当演员，遭到的却是肉体与精神上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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