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6部分（第1页）

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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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有不为

“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

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什么叫“应该”呢？这有点像仁义的“义”字。韩愈给“义”字下的定义是“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宜”，而“宜”就是“合适”，也就是“应该”，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想从哲学上，从伦理学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写上一篇长篇论文，甚至一部大书。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认为根本无此必要。我觉得，只要诉诸一般人都能够有的良知良能，就能分辨清是非善恶了，就能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了。

中国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繁琐的论证，只需动一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小恶、小善，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和病人让座，能让，算是小善；不能让，也只能算是小恶，够不上大逆不道。然而，从那些一看到有老人或病人上车就立即装出闭目养神的样子的人身上，不也能由小见大看出了社会道德的水平吗？

至于大善大恶，目前社会中也可以看到，但在历史上却看得更清楚。比如宋代的文天祥。他为元军所虏。如果他想活下去，屈膝投敌就行了，不但能活，而且还能有大官做，最多是在身后被列入“贰臣传”，“身后是非谁管得”，管那么多干嘛呀。然而他却高赋《正气歌》，从容就义，留下英名万古传，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们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通过上面举的一个小恶的例子和一个大善的例子，我们大概对大小善和大小恶能够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了。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类发展前途有利的事情就是大善，反之就是大恶。凡是对处理人际关系有利，对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有利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小善，反之就是小恶。大小之间有时难以区别，这只不过是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

大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拿眼前常常提到的贪污行为而论，往往是先贪污少量的财物，心里还有点打鼓。但是，一旦得逞，尝到甜头，又没被人发现，于是胆子越来越大，贪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悔之晚矣。也有个别的识时务者，迷途知返，就是所谓浪子回头者，然而难矣哉！

我的希望很简单，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不为。一旦“为”错了，就毅然回头。

200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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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隔膜（1）

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这一点，与大学有关的人们差不多都知道，而且专家们也都指出来过了。我在这里不能，而且也不敢来讨论这问题。我只想找出一点来谈一谈，就是同学与教员间的关系。我是一个外行人，说的当然也就是外行人的话；但这些话都是由我亲身观察得来的，刍荛之议，也许可以供专家们参考。

我觉得，现在在大学里，同学与教员很多只是职业上的关系。“职业关系”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恐怕不大容易了解。我的意思是，教员的“职业”是教书，同学的“职业”是念书（我在这里把“职业”两个字用到同学身上，与报纸上常见到的那个不通又含混的名词“职业学生”无关），因了“职业”的关系，同学与教员才聚在一起，也就藉了“职业”，他们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换句话说，倘若一方面这“职业”终止了，关系也就随着断绝。仿佛是一个大百货商店的店伙和主顾，店伙卖的是货，主顾买的也是货；只有在交易的时候，他们才有关系，一旦交易完毕，各走各的路。

但实际上知识却同货物绝不相同，它并不像西红柿土豆之类的东西，只要主顾付了钱，就可以从店伙手里拿到，用袋子装走，回家炒着吃煮着吃。知识是人类心灵经过了学习而获得的东西，其中含了无数的甘苦。学者不但要知道学习获得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得到这样结果的过程。其中有很多的曲折，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所以，只有授者与受者能常常接触，要把彼此间的隔膜完全打破，要破除一切的官样形式，要彼此都能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见，知识才能传授，彼此才能都得到好处。有时候在无意间从心里说出来的极简单的话比在讲堂上的长篇大论还要能给学者以启示；但这样简单而富有启示性的话只有在打破一切形式的束缚的时候才能说得出来。

但在现在的大学里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以外，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能说已经都打破了么？我们敢坦白地彼此说出想要说的话么？我只觉得，现在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愈来愈大，彼此都没了信任。有些事情，因了年龄的差别，同学与教员的看法不能一样，这是不能勉强的事情。但也有些事情，看法本来可以一样；不过中间让一座墙隔起来，两方面不但不想把这座墙推倒，反而努力加高它，结果就演变成现在这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成了石头一般的死东西。教员怎样说，学生怎样记，心里同意的时候，不能再进一步多得到一点；心里不同意的时候，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教员，让教员知道自己不同意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这些不同意抑压在心里，愈积愈多，有时候也难免要发泄一下，于是又便宜了民主墙。

我并没有责备同学的意思，我知道，一位同学是否敢向教员说他心里想说的话主要关键还在教员手里。我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一位现在“发达”了，成为南京二等要人的先生教我们英文。有一次，一位同班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大声做狮子吼：“回去查字典去！”全班在大惊之余，面面相觑，以后再没有人问他问题。他的宝座于是大稳，但同学同他之间的墙也随着高了起来。

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位先生是什么心理。我想他大概觉得同学根本不配问他问题，不配同他讨论，所以他就用禅宗大师的办法断喝一声，把这“乱”“戡”了下去，以杜后患。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他也得以从容地从教授爬到要人。

我不否认，大体上说起来，教员比同学知道的总多一点，因为他们对一门学问最少也用过很多年的功了。但学问之道无穷，愈是有学问的才愈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足，只有疯狂荒谬的人总会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具备了一切学问。即便研究一个极窄狭的问题，而且已经费了多年的时间，我们也不敢说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时候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有时候反而能看到一位老学者看不到的地方，因为他对这门学问还没有那样许多成见，那样许多“蔽”。说到观点，我们更不能证明旧的一定就比新的好；换句话说，同学们的观点也可以给教员们许多参考和反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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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隔膜（2）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非要打破这隔膜不行。要想打破这隔膜当然两方面都要努力：教员应该把同学看成朋友，同学也应该把教员看成朋友，我们要忘掉自己的年纪；我们不说，一个是在“教”，一个是在“学”。我们说，大家在共同“学”，大家共同努力探寻真理。彼此心里有什么话，要立刻当面说出来。说对了，对方可以改；说不对，自己也可以反省一下。这样的话，教员才可以在自然流露中说出他的给同学很多启示的心得。同学也可以把他用年轻灵动的眼光看到的东西告诉教员。只有这样，学习才是一种快乐，年长的和年幼的在一团和谐的空气里共同学习。

希腊哲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希望现在中国为人“师”的有接受同学的批评和意见的雅量，同学有向教员坦白说话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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