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7部分（第1页）

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

言及当今诗坛，李瑛认为，当前诗坛的确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但当代诗歌中谱写时代强音、大题材大主旨的诗作太少。看来，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中，诗歌创作如何寻找到好的切入口，时代气息和艺术特色如何结合，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李瑛提倡诗歌应呈现多种流派、多种风格和形式，希望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突破陈旧的、固有的模式。他说他也在探索，尝试一种富有创新精神、同时更加符合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美学情韵的新的创作方式。此外，他还想出去走一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时代的脉搏和大自然的美丽。不过，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歌！李瑛喜欢收藏有关逝去年华的纪念物，他至今珍藏着战争年月投出的第一枚手榴弹的弦圈，和曾随他长途行军的战马的一枚蹄铁……

李瑛有一对儿女，子女各继承并发扬了自己一半的事业：儿子为海军某部军官，女儿李小雨则是有名的诗人———现为《诗刊》副主编。李小雨在１９６９年下乡插队过，但这段经历对她似乎并不重要。仅两年后的１９７１年，她便加入铁道兵，１９７６年底即以反映铁道兵生活的近百首诗歌，调入复刊不久的诗刊社。在这一阶段，使人很轻易地想到其父亲李瑛以军人和诗人的身份对她的铺垫和投射，不少作品也承续着父亲当年的写作方式。

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5）

李小雨说：“我的父亲是个诗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把诗作为自己毕生至爱，历尽磨难而无悔的人很少，我的父亲却做到了：他从１６岁写诗到现在，磨秃的铅笔有半抽屉，抄录的笔记本有几尺厚，出版的诗集达５０多部，其中一版的发行量最高达３０万册。他的生活中似乎缺少很多东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但他却永远遨游在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他用诗诠释了自己的一生。”

记者原本是一位缪斯诗神的追随者，自１９９４年３月２日在首届全国“艾青杯”文艺作品大奖赛颁奖大会上亲聆这位老诗人的授课，这些年来，李瑛多次为记者的几部诗集题词赠言。那年捧杯返校后，我整理近作百篇，正筹出版个人校园文学专著《追梦》。当即想到了与李老联系题签书名，便通过中国作协诗刊社转函至他，没想到不久便收到他题写的工工整整的１８个“追梦”毛笔字，并附有纤细的落款与清晰的印章。在信函中，时任全国文联执行主席的李老很谦虚地说：“余玮同志：信收到，我写不好毛笔‘安’，你嘱我题书名，写了几个都不好，请你收阅。如有可用的，可以剪拼，也可放大或缩小。如用我的名字，尤不应太大。谢谢你的信任……”当时我被一种崇高与亲近所感动。我大学期间出版的个人专著《追梦》首发时，李老得知即寄贺信：“祝文梦成真〓赠余玮小友。”我筹稿出版《追缘》之际，他又寄来赠言：“以心中的火点燃诗，以诗照亮生活。”从这些年与李老的“忘年”神交中，记者认识了一位热爱生活、挖掘美的生活的诗人朋友。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

舒乙，满族，北京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１９３５年８月出生于青岛，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历任中国林业科学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工程师，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等职；出任过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系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席台上的讲台前，一位身材魁梧、颇有绅士风度的政协委员脸色凝重、语音洪亮地疾呼：“当前，我国的城乡面貌正在经历一次翻天覆地般的剧变，居民的居住环境正在得到空前的改善。然而，伴随好事而来的，却是本来不该发生的建设性破坏，大量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的建筑被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故居……给子孙多留点东西吧。文化名人故居就是物质的史书，它们能起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的作用。让我们多多珍惜它们吧。”

他痛心疾首的呼吁在大会堂四周回荡，一时似乎与“两会”喜庆的气氛相左，其铿锵之词引人关注。这位作大会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是舒乙，他所作的发言是《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是当前先进文化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急迫任务》。

舒乙快言快语，当记者提出想对他作一个专访，他爽快地答应了。当面对面采访时，他说到高兴处，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竟坐在椅子上把脚都兴奋地跷起来，不时还打着手势。在他像个“杂货店”的屋子里堆满了书和古董，不大的宅室更像是一个书店或古董店。从他的微笑与手势里，从他抿嘴深思的侧脸上，记者可以感受到他作为名门之后的神采。

后来，记者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想到由他介绍入会，他一听，笑声朗朗，表示祝贺并欣然同意，签上意见与名字并盖上大印，且推荐中国报告文学协会常务副会长也为记者加入作协的介绍人。他的热心肠让人感动。

一回，记者所在单位组织“迎新春京剧晚会”，想到了舒乙，便打电话约请他出席，当时他出席其他活动在外，他夫人接的电话。没想到，深夜了，才回家的舒乙与记者通话，表示感谢并说自己有事晚会参加不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很负责的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细节上。

奔波在胡同与四合院里的“政协委员”荣获“爱国者导弹（捣蛋）”绰号

其实，舒乙在政协会议上作过两次大会发言，一次是关于保护名人故居，一次是关于保护北京旧城。发言的题目尽管不同，但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一个：优秀的古城文化不能丢！方正的国字脸、棱角分明的鼻梁，一如他的个性，儒雅不失锋芒。

“走遍全世界，只中国有政协，绝对是个发明。要说‘中国特色’，政协是最有资格的，是个很好的东西，非常有用。政协按照界别组成，选择每个界别里面的优秀人才，政协是个人才库。”说起政协，舒乙津津乐道：“国家除了有一个‘人大’立法机构之外，还有‘政协’这么一个专门的议政讲坛，很好！它允许各行各界各级的代表人物、多半是专家型的代表人物———讲话，提出建议或者批评，很好！有这个讲坛，和没有这个讲坛，本身就很不同，没有就是一个声音，有了就是民主，这是辉煌的言论表演场地，这里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些不同的建议和批评汇总起来，就是民众的声音。这就是民主，一种质量很高的民主、赤胆忠心的民主、中国式的现代民主！”

在舒乙眼里，当“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他说：“当政协委员是比较累人的，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要善于动脑，要修炼得有耐心，但我喜欢，因为它让我愉快，让我有责任感，有收获的喜悦，有施展才能和看到效果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付出的最好补偿。”政协委员每次视察于他而言就是盛大的节日，每次都留下难言的印象和获益匪浅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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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2）

千年古都北京，以胡同众多并独享胡同文化著称，有“大的胡同三千六，小的胡同赛牛毛”之说。据最新资料显示，北京有街巷胡同６１０４条，直接称为胡同的有１３１６条。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立在城市四周的新的建筑拔地而起，逐渐替代了往日的胡同和四合院，城中的那片老房子越来越多的成为文物，当人们被重重叠叠的高楼大厦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人们会更加怀念胡同和四合院。

舒乙已当了１５年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委员，舒乙可谓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舒乙对北京很有感情。父亲老舍就是一位“老北京”，生长在北京，写北京，作品“京味儿”很浓。舒乙说，从北京市政协到全国政协，２０多年的政协委员经历，参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尤其这些年，为使北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他执著地发言、写提案、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与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２０００年，面对北京“推平头”式的房地产开发，面对转眼之间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１０条紧急建议”，他们奋力疾呼：“手下留情！”

说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舒乙针对北京的具体情况谈了“问题最大”的民居保护问题，即通常所说的胡同及四合院的保护。“世界文明古都北京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和一批昔日的皇家园林。第二部分，占的面积更大，是北京的居民区，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和由胡同组成的围棋棋盘式的结构。如果仅有第一部分，而没有第二部分，便不是北京。”舒乙不无忧虑地表示，尽管有些论断诸如“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６００条的速度在消亡”有点言过其实，但胡同、四合院确实正在逐渐消失，现状不容乐观。

尽管有许多客观原因，舒乙还是试图从思想认识上分析“民居保护难”的问题，他认为，主要还是城市决策者在认识上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看不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价值，舒乙认为，正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甚至是每一个代表性都市的非共性特点才构成了世界的多元化和它的绚丽多彩。他说：“时代在发展，变化巨大，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四合院，而且还要特别珍惜四合院呢？我觉得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保留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它，任其消灭，我们的民居都改成现代的、很流行的洋式公寓，那显而易见，北京城就跟伦敦一样了，跟东京一样了，跟莫斯科一样了，跟香港一样了，那就没有北京了。北京城的独一无二，在于它是先有设计规划后建城，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是自然发展而成的：它的方位永远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每个城门之间有２２条胡同，每条胡同相隔７９米……这些才是北京城特有的机理，破坏不得！”

“民居保护难”还因为有些人看不到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完全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特质，有最先进、最科学的因素。舒乙以北京的四合院为例，认为四周是房，中间是院子的结构最能让人贴近大自然：“我觉得四合院虽然很古老，但是它有非常超前的科学性。四合院四面的房子中间包着个小院子，里面种树种花种草，是植物的世界，这些树会窜得很高，树冠会高过房脊，会形成一个树组成的伞，把这个小院子罩住，这样，在这个小的局部环境里面，人跟一些植物生活在一起，这些植物能调节小院子里的气候，它可以除尘，可以保持水分，它可以防止噪音，可以……，这样是非常科学的。”

喝了口茶润润喉，舒乙紧抿双唇，语气凝重地说：“总的说来，四合院有它光荣的传统，有美学上的价值，有建筑学上的价值，有人文上的价值，有居住上的价值，还有它非常先进的思想，那么它不应该被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被历史所淘汰。相反的，我们应该挖掘它里面科学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把它保护起来，能够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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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3）

随后，舒乙还分析“民居保护难”是因为看不到那些老建筑，如果保护得当的话，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已是被国外无数事实证明了。他举了自己切身接触到的一个案例来说明。有一次，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来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的办公室，对他说：“我要退休了，我在北京工作了２０年，算是老北京了，在告老还乡之前，我有一些话要说……瑞典斯德哥尔摩８０多年前与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玩命地拆老房子，盖新的，拆到最后一秒钟，突然觉悟了，保留了城市最中间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房子（我们北京的二环内是６２平方公里），而正是这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斯德哥尔摩，每年吸引百万国外游人，创造了整个斯德哥尔摩旅游产业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请你告诉北京市长，可别再拆了，都是宝贝啊……”

言犹未尽，舒乙接着说：“沈从文老家凤凰城，有很多木头的吊脚楼。黄永玉是沈从文的外甥。２０年来黄永玉一个人孤军奋战，不让当地人拆那些吊脚楼。现在凤凰城全市人都该感激他，一个长假那里就有４０多万游客，你想那是多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你太特殊太古老了，人们才会想去。我认为，北京的珍贵在于其‘老’，而不在于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北京的‘新’却是充满了共性的。”

舒乙在分析完“保护难”原因后，给出了自己的保护思路：由政府出资，用纳税人的钱在胡同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的外部建构、外观基本保持不动，内部实现现代化；房屋产权实行私有化；政府对于城改工程，实行微循环逐一区别对待的方针，把有价值的优秀建筑保护下来；以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为契机，打开五个、十个最优秀的四合院，将其改造成博物馆、宾馆等，打造老城老街的品牌等等。

这些年来，舒乙力倡挂牌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挂牌纪念，只需注明某人属于某专业于某年月在此居住就可以了，目的在于保护它不被拆毁，将它定成文物和景点。房子内部该怎么用还怎么用，该疏散人口的就要疏散，基础工程该做就做，不要破破烂烂，不要大杂院，内部该现代化就现代化，好好保护其外形和色调就行。房子的建筑价值在评估上并不是第一位的，人文价值应放在首位。”然而，文化名人故居屡屡被毁让他十分心痛。仅舒乙本人在北京参与营救而没有获得成功的文化名人故居，就有曹雪芹在北京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故居，美术馆后街２２号院旁门赵紫辰、赵萝蕤故居。后者曾保存有陈梦家先生收藏的最为珍贵的明式家具。“拆除曹雪芹故居的严重性，就如同拆除歌德故居、莎士比亚故居、雨果故居，最后虽有‘易地重建’的方案，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十足的赝品。因为，从环境到地址到建筑材料到构件，没有一样是原样的。”舒乙强调，“而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次的破坏，就是永久性的毁灭。”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年已七旬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一方面热烈响应，反响强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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