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初雍熙北伐时候的几个细节,张洎、王禹偁等人后来指责赵光义开战前不与宰相和军方重臣研讨,却只与几个亲信之人私下商议,这些个亲信之人里有没有皇帝认为懂兵的王继恩?
再一个,曹彬东路军主力与耶律休哥对峙时,王继恩从头到尾都蹲在易州前线,监军也好或是做皇帝在前线的人肉电台也罢,赵光义为什么会把他放在前线,这是不是他们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候顺势提出的决策呢?
你是我的亲信,又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由你来代表我在前线监督将领们严格执行计划,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上述的这些分析和推理虽然没有任何实证,但都合乎逻辑和常理,只不过我们痛心的是,王继恩就算综合水平再高,他的军事专业素养还能强过曹彬、潘美等战场宿将?
他的大局观和统筹能力还能超过宰相?雍熙北伐作为决定国家命运和民族历史地位的大战,决策开展的如此狭隘和浅薄,赵光义活该被后来人批判。
还是回到王继恩领军平叛上来吧。
995年正月下旬,王继恩被正式任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军入川。
与此同时,李顺也犯下了一个重要错误,他在攻占成都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投入优势力量强攻剑门等地,等回过神来再派兵攻打的时候,已被稳住局势的当地宋军击败,李顺就此失去了依托四川地利固收割据的大门钥匙。
由于不曾为地理天险所阻,王继恩领军一路攻破剑州(今四川剑阁)、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今四川阆中)、巴州(今四川巴中)等地,顺利突入成都平原。
五月,王继恩率军猛攻10多万起义军固守的成都城,虽然宋朝禁军这些年面对辽国和党项很难占到便宜,但对付仓促成军的起义军业余武装还是有巨大优势的。
一番激战之后,成都被攻陷,起义军被斩首3万余,刚当上“大蜀王”不到半年的李顺也兵败被俘。
李顺被俘后,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的带领下向东转进,又先后攻占了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四川泸州)、渝州(今重庆渝中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州区)、开州(今重庆开州区)等地,一时之间声势复振。
然而此时起义军再次遭受重创,在意图夺取白帝城彻底打通川东门户之时,遭到了当地宋军的围攻,先后数战皆败,不得已之下张余只得带领残部向西转进至山区地带。
截至此时,起义军尽管未被彻底镇压,但部分已过,剩下的就是后续清缴工作了,虽然繁琐复杂但绝对难度并不大。
然而偏就值此关键吃劲的时候,宋军又开始掉链子了,问题不在别处,正是来自当地最高长官、受命节制蜀地一切军政的王继恩。
王继恩自打五月攻占成都之后,就如同完成所有任务一般,停止了各项军事行动,专心致志地留在成都享乐人生。
史载:
“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持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则事恣横。”
王继恩非但自己恣意享乐,还纵容部下败坏军纪:
“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转饷稍不急给,军士亦无斗志。”
在这种上行下效、玩忽职守的合力作用下,张余所部尽管在川东地区屡遭重创,不得已败退至山区,却因此奇迹般的存活下来,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竟再一次展现出生机活力:
“余贼并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
按说以宋军前期与起义军作战的经验判断,这场平叛战役本身的军事难度并不大,造成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不过是王继恩个人而已,处理起来也不麻烦。
再退一步讲,从年初出兵到现在没有完全平定起义,也不过半年多的时间。
不管是哪个角度来看,宋朝都不应进入到不胜其烦、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还是回到最高决策者赵光义本身,此时的他早已不复雄心壮志,极端厌恶和恐惧一切麻烦和困难,因此随着四川起义形势反复,赵光义多次表现出厌兵久战甚至想要放弃四川的想法。
当年八月份,赵光义在与时任副宰相的赵昌言一次谈话中,又一次说出了丧气话:
“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
深知皇帝此举是在投石问路、想要为放弃四川找台阶的赵昌言,马上抓住机会,极力劝阻皇帝别干傻事。
他没有和失去信心的皇帝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就事论事的分析其当前四川的局势和根源,以此来为皇帝增强必胜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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