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84部分（第1页）

围绕着鲍林这本书进行的争议源出于这样的一点：他本人没有作过有关方面的调查和试验。这本书阐述了他对分子矫正医学的看法，作出了人体发育需要抗坏血酸的推断，这些结论是很有意义的，但毕竟没有理论的证明。另外，他只是选用了少数几例的研究，表明维生素C在一部分人中具有预防感冒或缓解感冒症状的作用。这些内容作为会议论文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主张全体国民根本改变饮食习惯，理由就很不充分了。批评他的人指出，鲍林既没有找到清晰无误的理论来说明维生素C作用的机理，又没有作过认真的研究——根本就没有亲自进行过研究——表明长期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是安全的。医药界当时崇尚的信条是，为了保证饮食的平衡，才需要摄入少量的维生素，每天服用数克维生素C可能造成种种不良的后果，诸如胃部不适。胆结石等等，谁敢保证不会带来其他毛病呢？

为了发表自己的看法，鲍林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抛开让科学家同行审稿的通常渠道，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读物，这就招来了猛烈的批评。他的行为更像是趋附健身法时尚的人，不像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大多数医生对于新出现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比较保守，非常看不惯那些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健身运动。他们受到的教育也使他们死抱着这样的信念，也就是维生素C只能用于防治坏血病。因此，在他们眼里，鲍林更像是一个玩弄营养学概念的江湖郎中，鼓吹使用维生素，但终究是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人。

不错，他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大多数医生对他辉煌的科学生涯了解得不多。他已上了年纪，已经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生疏了；他这个人迷上了维生素C，然而又固执地相信自己不会错。维克多·赫伯特甚至在电视上为他作了这样的诊断：鲍林生了一种类似于老年性夸大狂那样的疾病。

让鲍林闭上嘴，这成了医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这本书的争议，在1971年这一年里始终是一个热点。鲍林对来自医学界的每一种指摘，都有他自己的答复。是的，他并不清楚维生素C是怎样起到预防感冒作用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它具有抵御病毒和增强免疫力的能力。正如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许能用经验所表明的那种办法，应用抗坏血酸来增进人体的健康，尽管我们对其作用的机理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已经发表的文献都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具有良好的效果。实际产生的最坏结果仅是临时性腹泻或胃部不适，而且只要慢慢地加大剂量，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还未见任何真正的胆结石病例证明是由维生素C引起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大肆宣扬服用抗坏血酸纳这一种形式会带来危险，它可能造成饮食中含有过量的纳，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避免的，只需使用更加普通的抗坏血酸的非盐形式就行了。除此之外，鲍林还指出，内科医生可以毫不费事地嘱咐病人服用阿斯匹灵，这是另一种药理尚不清楚的物质，而且事实证明，它比维生素C具有更强的毒性。至于说到发表文章的方式，鲍林曾经试图在《科学》这家权威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这家杂志拒绝刊登他的文章。但是，维生素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实在太大了，而且鲍林的确上了年纪，因此不能再通过平常的渠道来传达这一科学信息了。他是想通过公众的力量来帮助公众，医生们也许会想到采取同样的行动的。

鲍林在进行反击时，强调了两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兜售任何一种医治普通感冒的灵丹妙药，他只是提倡控制感冒流行的一种可行的策略。他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各人对感冒的抵抗力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对维生素C的需要量也各不相同。有些比较幸运的人，不管体内有没有维生素C，从来不会生感冒；也有些人，无论服用了多少维生素，感冒还常常不断。这两种人各处于钟形曲线的一端，大部分则处于这条曲线的中间部分。鲍林相信，已有确实的证据表明，正是维生素C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抵抗力。他希望改变一下这条钟形曲线的形状，使千百万人能感到好一些，帮助人类减少一些所受的痛苦。

鲍林认为，在这一点上，医学界向钱看的风气和墨守成规的陋习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说，医生们忙着挣钱，顾不上读一读有关维生素C的文献，他们一味依赖于自己专业领域里诸如斯戴厄和赫伯特那样的专家发表的声明。“他们三番五次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不愿意回过头来看一看实际的情况，”鲍林对一位记者这样说。“他们或者是相互吹捧，或者是迷信权威，得到的是一鲜半瓜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百出的信息，就是不愿核对一下实际的情况，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换句话说，这一争论不仅局限于对科学事实的认识，而且已经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了。在此期间，这本书已经十分畅销，以至很快就安排出了纸质封面的简装本、在新版中，鲍林又专门针对医学界的批评增写了两章一此时，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已更加深信不疑。事实上，为了回答某些批评，他又更加仔细地研究了有关的资料。他发现，即使他接受医生们为了证明药效而为试验规定的条件，也就是双盲试验（在这种试验过程中，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服用的是试验性药物，谁服用的是安慰剂），再加上他本人所作的限制，也即每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C要超过100毫克，随后再跟踪观察一段长时间内发生感冒的病例，所得的证据也是“无可辩驳的”：见诸于报刊的四次试验都符合有关的规定，其结果表明，维生素C在预防感冒和缓解感冒症状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医学界现在应做的事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试验，全面认识大剂量维生素C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机理。

1971年12月，这本书的简装本正式面世。此时，由于冬天寒冷的季节已经来临，维生素C的销售量又再次扶摇直上。然而，试验所得证据并非全都有利于鲍林。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一批犯人注射感冒病毒，然后让其中11人服用抗坏血酸，采用的是鲍林建议的剂量，也就是每天3克，连续服用两周；另一些犯人则服用了安慰剂。结果，这11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患上了感冒。马里兰大学的这一研究很快就得到广泛报道，成了鲍林观点错误的一个证据——尽管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小型调查是一次双盲试验，有关结果也是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公之于众的，没有首先发表在一家权威刊物上。鲍林对此提出质疑，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方说，事先人为地对这些犯人注射病毒，这就可能超越人的免疫系统能够承受的程度，此时，即使服用维生素C来增强免疫力，也都会无济于事。

一般公众仍然相信鲍林的看法。1971年，对维生素C的总需求量上升了15％，这比人们先前估计的要高三倍。到1970年年中，维生素C的销售量在欣欣向荣的维生素市场上已遥遥领先。据估计，大约有五千万美国人每日都要进补一定数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C的制造厂家不无欣喜地将这一现象称作“莱纳斯·鲍林效应”。

莱汶谷

对于鲍林的工作，医学界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提出的论点，至少在部分医务人员中引起了共鸣。鲍林不断收到一些医生的来信，从中可以得知，有些医生给病人服用过量的维生素C后，看到了积极的效果；有些医生还发现，一两克维生素C有助于战胜他们自身患上的感冒。

甚至还超出了感冒的范围。1971年11月，鲍林收到了一位名叫伊万·卡梅隆的来信。这是一位外科医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家名为“莱汶谷”的小医院里行医。他在信中介绍了用大剂量抗坏血酸医治癌症时自己看到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结果。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用10克或10克以上时，癌症的发展似乎就慢了下来，在某些病例中，肿块甚至还缩小了。他只是在少数几位晚期病人身上进行了试验，但是他想，鲍林也许对他所作的初步研究感兴趣，因为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机理持有自己的看法。卡梅隆早在五年以前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维生素C可能具有增强细胞间质的作用。细胞间质是一种黏胶状的富于胶原蛋白的黏多糖，这种物质在体内具有黏结细胞的功能。卡梅隆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细胞间质良好，就能有效地制止癌细胞的扩散，因为肿瘤人侵人体时，首先要破坏黏结正常细胞的间质。黏结细胞的作用越强，癌症人侵的能力就越弱，癌肿就更容易得到控制和治疗。

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指出，癌症在瓦解这种天然的免疫功能时，产生了一种酶，称作透明质酸酶。这种酶具有溶解细胞间质的作用，从而为癌症人侵人体打开了道路。维生素C有助于形成一种不利于透明质酸酶的分子，因而能抑制癌症的发展。虽然这一理论框架还有待于详细的研究，但卡梅隆对自己的发现和从晚期癌症病人身上观察到的临床结果感到很高兴。他和鲍林一样是使用维生素C的热情提倡者。“在您的帮助下，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表示乐观，我们不久就可以征服癌症，”他在给鲍林的信中写道。

鲍林对卡梅隆的发现颇为重视，并且急于利用这一新的线索探讨维生素C的作用机理。维生素C有助于增强黏结细胞的物质，这一概念不但能用来解释几次研究所证实的结论，也即维生素C具有抗癌的作用，适用于治疗人们已经知道的坏血病（其症状是组织坏死和牙床出血等等），而且也符合人们在各种情况下观察得到的结果，例如，维生素C对椎盘移位的人似乎也是非常有益的。维生素C很可能是一种人体组织的增强剂，一种有助于身体处于完好状态的物质。

鲍林开始与这位苏格兰外科医生建立起通讯的联系，并且很快就断定卡梅隆决不是一位异想天开的人。卡梅隆举止随和，精明能干，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是爱丁堡的格拉斯哥皇家外科学院的研究员。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有效地治疗癌症已有多年，并且在癌症冶疗力面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1966年撰写了一本书，名为《透明质酸酶与癌症》，曾受到读者好评。鲍林阅读了这本书后，写信给卡梅隆说，“我颇有兴味地了解到您观察所得的结果……我感到，您的思想的确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根据的。”

过了一个月，从苏格兰方面传来了一条不那么令人鼓舞的消息。“过去几天里，我们这里在临床治疗方面似乎陷入了灾难性后果之中，”卡梅隆写道。在接受他进行维生素C治疗的几个病人中，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三个病人已死去。其中一人死于大出血，也许是因为维生素C的作用很强烈，造成肿瘤自身的坏死而引起出血的症状。因此，他当初的热情很快就冷了下来，怀疑的情绪开始占上风。卡梅隆写道：“事情已经愈来愈清楚，虽然抗坏血酸有‘作用’，但是要具体运用于临床，还会碰到相当大而且目前还无望解决的问题。”

鲍林回信劝说这位同行坚持自己的努力。“据我所知，您在治疗癌症方面需要攻克的将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问题，”他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首先，最为关键的是要进行透彻的研究来弄清楚抗坏血酸的价值。”关于这一令人激动的新理论，也应当写一点东西正式发表。他致函卡梅隆说，最好的办法是对身患晚期癌症的病人进行双盲试验，让其中一些人服维生素C，另一些人则服安慰剂。但是，卡梅隆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有少数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维生素C疗法的其他病人，无论是他原先的支持者，还是后来新列入这一名单的人，病情仍比预料的要好。他感到，只给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维生素C，不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这是有损于道德的事。

鲍林心里想，即使不进行双育试验，也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表了。他认为，为了促使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应当将卡梅隆在维生素C与癌症问题上所作研究的结果尽快地公之于众。

鲍林帮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炼了关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全面回顾了他在治疗癌症患者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并着文在美国发表。两个人决定联名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稿。这家刊物是发表这篇论文的最理想的场所，不但是因为该刊发表文章的速度比大多数刊物来得快，而且是因为这样做决没有退稿之虞。该刊长久以来遵循的方针是，如果某人有资格进入国家科学院，那么此人撰写的文章就可以不经同行审稿而直接发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只有两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录用，那是因为它们直接地攻击了其他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工作——这被认为是缺乏君子风度的事——还有一篇没有完全成稿的论文是例外，因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风病倒了。除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来，

因此，几个星期以后，鲍林收到《国家科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约翰·埃德塞尔的来函，通知他这篇关于癌症的论文不予录用的消息，他被惊呆了。埃德塞尔写道，决定是在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作出的，大家认为，在诸如癌症治疗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里，提倡某种治疗方法的论文，属于医学杂志刊登的范围，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加适当的评价。埃德塞尔本人是作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他认识鲍林已有四十年，对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在195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正是埃德塞尔为鲍林的阿尔法螺旋进行了辩护——但是，他也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前，务必要不厌其烦地对其疗效进行透彻的检验。他从鲍林和卡梅隆的论文中没有看到这种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令人烦恼而又深感痛苦的决定，”埃德塞尔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道。

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事。“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鲍林在听到上述消息后，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要将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我已无计可施了。我从来就没有在医学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东西，因此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最后，鲍林和卡梅隆对论文作了小的修改，对维生素C用于临床的建议作了低调的处理，然后又再次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这一次还得到了科学院理事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科学院学报》异乎寻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学界传开了，《科学》杂志在8月初对这一争论又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因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注意。这件事进一步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鲍林在热情地鼓吹使用维生素C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科学的目光，否则的话，从不退稿的科学院学报怎么会拒绝刊登他的论文呢？

在最近发生争论的这一事件中，唯一的好消息来自一家专门供癌症医生阅读的杂志——《肿瘤学》，该刊的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编辑主动提出要刊登这一篇文章，鲍林和卡梅隆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这一风波似乎并没有使鲍林的热情冷下来。卡梅隆仍不断发现，维生素C对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长生命、减轻疼痛、增强体力的效果。维生素C提高了他们生活的质量。甚至少数病例还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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