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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还有二十分钟才起飞,杨红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她原以为在机场与丈夫、儿子告别会很难受,但出人意料的是,三个人都很平静。儿子才四岁,又一直有保姆照顾,大概以为妈妈这次也只是出差几天,所以没哭没闹,只叫她一定带麦当劳回来。丈夫周宁只是叮嘱她别顾着省钱,到了美国那边该吃的吃,该花的花,咱们也不靠省这几个美元过日子。
机场里有些男女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的。杨红有点看不惯,有些东西还是应该留在卧室里做的。有多少激情昨晚也该燃烧完了,用得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吗?
昨晚丈夫周宁倒是激情满怀,做了两次似乎还意犹未尽。“真舍不得你走。”完事以后他还加了一句。
杨红原本也想像丈夫一样投入,但她有太多的担心,做了流产手术还不到三十天,不知道会不会引起炎症。如果又怀上,那就更糟了。听说美国那边做流产贵得很,还有人说美国根本不让做流产。如果那样,有了孩子还非生不可。杨红怕怕地想,生第二胎,还想不想在H大学待了?自己做系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亲手开除过一个生第二胎的女老师。虽说是院党委集体的决定,自己总是投了赞成票的。
在怀儿子周怡之前,她和丈夫没采取过什么避孕措施。那时候想,反正婚也结了,有了孩子就生。奇怪的是,结婚六七年,也没怀孕。杨红那时候也不急,边教书边读在职博士,哪有时间带小孩。等到博士毕业正有点着急怕得了不孕症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生下来是个儿子,把两边的老人都喜坏了。杨红倒不在乎是男是女,不过老人们喜欢儿子,她也松了口气。真不知道生了女儿会是什么样。
怀孕这事还真开不得头,一开头就络绎不绝。周怡还没断奶,杨红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不是说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吗?”周宁不解地问。
她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谁说的?有没有科学根据?什么话你都相信。”
发过脾气她又有些后悔,其实她也是相信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所以她也没强调要采取避孕措施。那一次真是让她吓得半死,生周怡是剖腹产的,医生说她这么快就怀孕真的是不要命了。药流吧,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刮宫吧,怕把子宫上的伤口刮破了;生吧,政策又不允许。那医生反反复复地责问她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杨红坐在医院门诊室里,听医生当着好几个病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批评她,眼泪都流出来了。最气人的是医生最后还加上一句:“年纪也不小了,这是何苦呢!”
杨红不知道医生说的“何苦”是指什么。是说年纪不小了,不该有性生活了,还是说年纪不小了,居然还不知道避孕?她知道医生是得罪不起的,所以唯有隐忍。等出了门诊室,在走廊上看到周宁,她再也忍不住了,“都是你!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怎么了?”周宁也没好气地问,“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
那天晚上,杨红像每次跟丈夫吵完架那样,裹着自己的那床被子,背朝着周宁睡下。不管两个人闹多大的矛盾,她从来不会把周宁赶到客厅去睡,怕保姆看见。她不想让外人知道,更不想传到父母耳朵里去。两人不吭声地躺了一会儿,周宁伸过一条胳膊来,把她往怀里拉。她没好气地说:“还做,还做!都弄成这样了,还要来。”
周宁嬉皮笑脸地说:“反正也这样了,再做也不会怎么样了。”
杨红知道丈夫在这个问题上是颇有纠缠劲的,差不多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不答应,他可以缠你半夜。与其弄得自己半夜睡不成觉,还不如尽快满足他,两个人都可以多睡一会儿。
每次周宁在那里折腾得气喘吁吁时,杨红就觉得尴尬。虽说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仍然觉得这是个令人羞于启齿的事。
杨红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好像一生都在读书,一生都待在大学里:高中毕业就保送进了H大学,本科毕业就留校,一待就是这么多年;读的书都是与学业相关的,连风花雪月的爱情小说都看得不多,更不用说“黄色下流”的了。
记得读中学时上生理卫生课,快上“生殖系统”那一章时,班上男男女女都有些莫名其妙地激动。杨红也觉得老师快要揭开一个什么大秘密了。结果老师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对女生重点讲了一下经期卫生,就结束了那一章。
杨红唯一记得当老师讲到经期同房会引起种种疾病时,一个女生突然大哭起来。在老师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女生说出她经期同过房,肯定要死了。杨红记得那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惊讶地张着嘴,有好半天没说话。最后那女生说她一直是跟姐姐住一个房间的,就是经期也不例外。教室里那个笑啊,连隔壁教室的老师都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当生理卫生老师一再解释跟姐姐同住一室不算同房之后,那个女生才破涕为笑。不过她从此落下一个别名,叫做“同房”。
杨红当时也跟着一众女生大笑一通,而且每次有人嘲笑地用“同房”叫那女生时,杨红都忍不住跟着大家笑得人仰马翻。其实她也不知道“同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觉得自己比那女生还是技高一筹:至少我知道什么不是“同房”吧!
真正了解“同房“的意思,是在她的新婚之夜。跟周宁谈了一年恋爱,杨红是彻底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周宁可以说是有贼心,有贼胆,有贼力,但没有贼地方。那时两个人都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同寝室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那时的大学生也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这么开放,大多数人还是过着“寝室——课堂——自修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那么几次,两人在H大学著名的人工湖畔待得晚了些,搂抱的时间太长了些,周宁也少不了有些冲动,但一看杨红那不谙世事的表情,就知道此刻要是提出要求,无异于自动请求判自己流氓罪,于是就把到了嘴边的话硬压回去,也趁杨红不注意时把那蠢蠢欲动的家伙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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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周宁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嗨,还记不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你问我裤兜里装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杨红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有点抱歉地说:“不记得了,很重要吗?”
接着,杨红一下领悟过来,红着脸嗔道:“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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