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正,是一个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汉奸。
河南郑州乡下的曹家村出了两个让整个家族觉得有头有面的人。一个是我远房堂兄曹孔。他很多年前就走出曹家村,参加了北伐军,据说还进过黄埔,回曹家村是骑着高头大马佩着驳壳枪的;第二个就是我,父亲把我送去德国留学,要我学机械,希望我能带着学到的西洋兵器制造知识,回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贡献。然而,到了德国后,我学的却是物理学。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爱因斯坦先生还没有离开柏林,他的一堂关于量子力学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是从那堂课开始,我成为了虔诚的相对论拥护者。而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物理系的一个女人,一个叫阮美云的女人。
认识美云时我才二十一岁,当时是1933年。美云大我一岁,我是在一干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她的。当时,美云正站在大伙前方的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些民族如果要强盛,国家就需要民主的大道理。她演讲时很激动,听她演讲的很多留学生也频频点头,甚至有个别人还偷偷抹眼泪。毕竟由于我们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中国留学生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始终受到歧视。
美云那晚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晚的她留着短发,头发上别着一个金色发卡,穿着一套灰色长袍,这让她和身边一干完全西化打扮的中国女学生明显地不一样。我穿着一套刚刚量身定做好的西装,系着一条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好看的领带站在台下。我参加这个聚会的初衷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新西装,并不是为了聚会宣传的民主救国的纲领。
于是,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阮美云。几天后,我找到了她所选修的所有科目,傻傻地出现在所有能和她接触的场合里。
但比较起阮美云每天所关心和思考的一切来,我又总是显得那么地卑微和可耻。美云在耐心地做着笔记,我傻傻地看着她粉嫩脖子上那块心形的黑痣发呆;美云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看书,我在书架旁等着她身边座位上的学生早点儿离开;而美云在课余时间参加各个社团活动,在为民族的崛起发表演讲时,我却满脑子想着要如何开口约她出去喝杯咖啡。
然后美云恋爱了,男人是中华救国会的会长,也是我的河南老乡,叫黄碧辉。黄碧辉戴着个大大的黑边眼镜,和人交往时显得有些拘谨木讷,但上了讲台喊口号时,却有着异常的澎湃豪情。奇怪的是,我对黄碧辉没有一丝嫉妒和仇视,相反,我觉得他才值得美云去爱,才是能和美云相匹配的男人。而我在他们面前总有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是个猥琐的小人。
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会经常出现在黄碧辉和美云身旁的沉默寡言的男人。我戴上了和黄碧辉一样的黑边眼镜,西装也一直压在箱底,长年穿着出国时的那套灰色长袍。我总觉得这个模样才能和美云他们走到一起。我也跃跃欲试地想要像黄碧辉那样能够在讲台上激昂地喊口号,可每每站到台上却又脸红结巴,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尽管台下黄碧辉和美云都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在德国的四年里,尽管我始终得不到我心爱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四年却又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最起码,那四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和美云见面。而我现在的生活呢?不过是一个良心时刻受着谴责躲在远山丛林里的可悲的人。
1937年年初,日军不断挑衅,试图踏入中原。大家在德国看到报纸登载的新闻后都很愤怒,其实也可以说是美云和黄碧辉他们愤怒,我压根儿就不关心这些,我只是因为美云愤怒,才咬牙切齿地咒骂。当时中华救国会的很多人都哭了,包括刚到德国的那两三个新生。黄碧辉拿出了一封从南京寄过来的信,是他一个从军的亲戚写来的。信上要求黄碧辉回国从军。黄碧辉激动地给大伙读了这封信,信的最后几句我还记得:黄兄!此等国家存亡之际,吾辈尚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黄碧辉当时就表态,要应这个亲戚之邀,回国从军。现场很多留学生都很激动,对黄碧辉说道:“算上我一个!”
黄碧辉拿出了纸笔,现场统计了想要入伍的人数,一共有三十二人。名单里自然有我,原因是那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阮美云。
我们抵达广州的时候,当时国民政府派了几名军官前来接待,安排食宿。来接待的官员说:“你们这群留学生的归国,让包括委员长在内的高层们感到欣慰。有尔等知识分子加入我们中华铁军,相信小鬼子被赶回日本指日可待。”
虽然我们这群留学生归国受到了委员长的褒奖,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重视。很快,我们就被分到了部队。我和黄碧辉以及美云到了当时驻守北平南苑的二十九军,美云在师部做文职,我和黄碧辉被分到了北平城外一个普通的连队。也是到了连队后,我才改口不叫他会长,和大家一样叫上了他的大名黄碧辉。
二十九军武器并不多,大刀倒是很充足。二十九军所引以为豪的,也是这一把把大刀。我和黄碧辉都领了一把非常沉重的刀,我们模仿老兵用红色绸子包在刀把上,并将留出的一截打个结,显得威风凛凛。然后老兵们每天早上教我们这些新兵蛋子耍大刀。我记得当时北平城里的老百姓经常会来营房外看我们练刀,面带笑容地竖着大拇指。当时北方战事将至,北平城里的百姓所骄傲的是:“只要有二十九军在,北平城就固若金汤。”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美云所在的师部也迁到了南苑,战事一触即发。七月中旬,日军到了北平城外,我们的部队严阵以待。七月二十七日半夜,美云偷偷地来到了我们阵地,和黄碧辉两人一起出去了,一宿没回。二十八日清晨,日军便对我们南苑部队开始了总攻。
我记得当时阵地上尸体横七竖八地摆着,我们所引以为豪的大刀,压根儿没有机会用上。我和被分到北平的学生兵一起蜷缩在战壕里,手心全是汗,互相鼓励着对方,同时又互相吓唬着彼此。至于枪炮声是如何来到我们阵地的,我没太多印象了,我只记得轰隆一声炮响,身边很多的学生兵就被炸得血肉模糊,而我则被大炮给震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得像粽子一样,身边还有数十个和我一样被绑得结实的战友。身旁的鬼子表情很严肃,不远处还有几个鬼子正用铁铲在地上挖坑。
我双腿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身边一个战友低声说道:“这些鬼子兵挖坑是想要干吗啊?”
没有人回答他,我们都不敢把即将面对的结局用言语表达出来。
坑挖好了,鬼子用枪逼着我们往坑里跳。当时很多人都在破口大骂,但身上的绳子却让我们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我摔到坑里时,已经恐惧到了极点,当时想着自己就要这样完结生命了,可是我生命中最为关心的女人却完全不知道我对她的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地窝囊,相识四年居然不敢向她表白。此刻,我即将失去生命,只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向美云表明心迹了。爱情,命运,一切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
很可悲,我双腿间湿了。
就在上面的鬼子挥舞铁铲的时候,一阵汽车的轰隆声传了过来。我们头上撒落的泥土停下了,然后是鬼子们的交谈声。最后一个鬼子在上面用生硬的汉语喊道:“曹正的干活?有没有?”
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道:“我就是!”
上面的鬼子伸了一根长长的棍子下来,棍子末端还有铁钩,钩住我身上的绳子。我清楚地记得我的身体缓缓往上升的同时,眼前的那几十个战友看我的眼神。有人羡慕,但更多的是鄙夷,仿佛他们在那时就看出了我即将成为汉奸。尽管当时我还只是个战败被俘后尿了裤子的中国士兵。
我被松了绑,几个鬼子把我带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开了很久,进入了日军在北平城内的临时司令部。一路上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不敢问,就被关进了一个有床有厕所的小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又有人给我送来了干净衣服和晚饭,并用含糊不清的中国话说晚上有人要见我。我在迷惑与惶恐中换下了身上的军装,接过鬼子递过来的饭菜。虽然毫无胃口,但肚子不时传来的咕咕声在提醒我,必须要补充足够的食物,因为不知道下一顿饭什么时候吃,还有没有机会吃。
果然,吃完饭后有鬼子打开房门,紧接着进来一个看上去貌似慈祥的日本军官,脸圆圆的,白白胖胖,留着仁丹胡子,腰上别着精美的指挥刀,看样子他的身份应该高于其他鬼子。
两个鬼子一左一右站到我身边,白胖军官坐在我面前的凳子上,对我友善地笑笑说:“曹先生,我的部下对阁下如有冒犯之处,请多多包涵。”
说的是中国话,并且是字正腔圆的河南口音。我心里第一个想法是:这难道就是伪满国的高级军官不成,可为什么没有穿伪满军官军装,而是穿着日军军装呢?
面前的白胖军官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然后换上了北平口音:“曹先生,我是关东军土肥原一郎,你们中国人喜欢说我是中国通,就是因为我会你们好几种口音,并且,我还到过中国很多地方。相信,也许我比你还了解中国。”
我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连忙站起身,身边的两个鬼子又把我按了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土……土肥原长官,你……你……你找我有什么指教?”
土肥原一郎咧开嘴笑了。“也谈不上指教,只是我们听说了你是在德国留学四年的物理学家。你们政府的达官贵人并不重视有学问的年轻人,但我们大日本皇军却不一样,我们尊敬学者。在所有被西洋人压迫的亚洲国家里,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也是因为我们注重现代科学。也就是说——”说到这里,土肥原一郎顿了顿,“也就是说大日本皇军希望曹先生能够加入我们所打造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整个亚洲人民的未来,贡献点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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