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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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宝霖》之后，毛泽东为此请她吃饭，席间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你的《田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宝霖》很好嘛！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批判。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同志作总结发言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一句话保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时，毛泽东问道：“丁玲在哪里？照相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哟。”说完毛泽东见丁玲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才满意地自己坐下。

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20世纪40年代初，萧军到毛泽东的窑洞做客时，恰巧遇到彭真，经毛泽东介绍认识。当时彭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4年春天，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还出席了纠偏抢救运动的大会。会上毛泽东的自我检讨，让萧军很受感动。

第二天萧军对彭真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也要入党。”彭真听了他的表态，十分高兴，但也知道他有自由散漫，口无遮拦的毛病，就说：“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入党就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你能服从基层组织领导吗？”萧军一听就犯难了，心想：我这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听别人的我心里难受。想到这里他对彭真说：“那我还是在党外吧。”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真受命到东北筹建东北局，萧军闻知，找到彭真，表示愿意到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萧军到哈尔滨后，被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萧军工作得很顺手，热情很高，于1948年7月就向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提出了入党要求。这件事汇报给已经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后经*中央、毛泽东同意，８月萧军就被批准为*党员。过了一段时间，萧军被罗织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抚顺矿山“体验生活”。

1951年萧军要求调到北京，东北局不予办理。萧军只好只身来京，但无法解决工资待遇问题。最终在担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的关照下，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获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萧军一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一处危楼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萧军的工作生活条件。

彭真40多年来一直与萧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解决困难。特别是在萧军身患绝症后，彭真不仅亲自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萧军病情，请他们多多关心萧军的治疗，还亲自到医院看望萧军。对于与彭真的友谊，萧军曾对家人们说：“我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的交往，是因为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以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这是由于他们对鲁迅先生有深刻认识，而且十分尊重。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带着大家前进的向导：周恩来与郭沫若

1926年春天，郭沫若经瞿秋白举荐，被广东中山大学聘为文科学长。他在总揽教务之余，对于社会活动也很关心，常请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到中山大学介绍社会革命形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就是被邀请人之一。

两人因此相识，此后联系增多，周恩来还曾多次邀请郭沫若参加讨论、拟订军校政治部工作方案。北伐开始时，周恩来得知郭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就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出面，向蒋介石推荐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蒋介石接受了举荐，还额外任命郭沫若为行营秘书长，后来又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后南下撤退期间，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共产党。同年12月，蒋介石发出通缉郭沫若的命令，周恩来建议他到苏联去，保存实力。但因郭沫若患病错过轮船，只好东渡日本。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与郭沫若联系密切。周恩来曾委托郭沫若办理自己不便出面的一些事情。譬如向徐悲鸿馈赠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就是请郭沫若出面的。由作为（党外人士？）的郭沫若出面，更便于团结社会名流。郭沫若经常将自己写的文章、剧本、诗歌读给周恩来听。他们字斟句酌，共同讨论，有时候为了一句话或一句台词，都要切磋老半天。郭沫若的《屈原》写成后，周恩来亲自读剧本，还几次到剧场看排练。特别是对剧中的《雷电颂》十分赞赏，他说，屈原没有写过，也不可能写得这么好。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怨愤。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周恩来还将饰演屈原的演员请到红岩村，对演员表达的情绪进行了反复的指导。

1940年9月，国民党免去郭沫若军委第三厅厅长职务，周恩来闻讯找到蒋介石交涉，迫使蒋介石重新组建文化委员会，由郭沫若负责。1946年重庆校场口事件中，郭沫若被打伤，周恩来立即前往现场，痛斥暴徒，保护郭沫若离开险境。周恩来对郭沫若非常信任，经常邀请一些党内同志或党外朋友，在天官府郭沫若家里举行茶会或便餐，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在郭沫若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时，周恩来先后搞了两次小型聚会，邀请几位亲近的朋友为郭老祝寿。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评价很高，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者，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少年中国学会的小勤务：李大钊与秦德君

秦德君于1905年8月出生在四川忠州的一个破落家庭。13岁时考入成都的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入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们积极响应，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秦德君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在声援运动中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她以“秦文骏”为笔名在学生联合会主办的报章上发表文章，批判旧礼教，呼吁男女平等，抵制日货，还参加演剧活动，剪掉辫子，留短发。她的这些反叛活动，遭到守旧势力的打击。于是她决定到重庆找“全川自治会”负责人吴玉章，想请他帮助到俄国去。

1920年初，秦德君女扮男装来到重庆。吴玉章给她100块大洋，推荐她到北平找李大钊，帮助她去俄国。到北平后，李大钊告诉她：前一批去苏联的骆宾基等人被反动军阀扣押在哈尔滨。现在没法出国。这样，她便恢复女装，在李大钊手下当勤务员，为“少年中国学会”做些事务性工作。李大钊像对待自己的女儿那样呵护她，爱护她。

1922年的一天，李大钊等人到上海办事，带秦德君到上海，安置她到闸北的袜厂学习织袜技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她到平民女校工作部当师傅，交给学员织袜技术。秦德君住在平民女校二楼的一个亭子间里，作为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站。李大钊、陈愚生等人来上海时，经常带着人来她住的这个亭子间开会，秦德君在楼下为他们放哨。

第二年，李大钊途经上海，到杭州西湖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次会议。他特意来看望秦德君。临行时，秦德君到火车站为李大钊等人送行。她将李大钊等人送上车厢，像为亲人送行一样，久久不愿离去。在火车开始启动时，她还没来得及下车，就想跳下火车。李大钊急忙拉住她，为她补了车票，带她到了杭州。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回北平时，特意将秦德君交给邓中夏，委托他帮助秦德君到南京读大学。从此，秦德君再也没有见到李大钊。直到1927年秦德君在郑州住院时，才从报纸上得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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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拆狱空叹息：潘汉年与杨帆

*，原名石蕴华，于1912年生于江苏常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南京“救国会”的成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文化界的救亡协会工作。1939年率领上海人民慰问团到皖南慰问新四军。随后留在皖南，担任项英的秘书。此后，他的工作虽有调动，但一直在根据地做保卫、联络和调查工作。

1942年10月开始，担任延安整风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借延安整风运动，搞了一次“抢救失足者运动”。1943年，27岁的凌子风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历经艰险来到延安。当时，每个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要写份材料介绍自己是怎样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怀着怎样的动机来延安的。单纯的凌子风便如实汇报：在南京戏校读书时，老师石蕴华介绍他加入南京救国会，开始受到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倾向革命，才投奔延安来的。不料，康生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推理”：南京戏校的校长是国民党顽固派张道藩，他是国民党CC派特务的主将；而石蕴华是这个学校的十分活跃的教师，一定与张道藩关系密切，是CC派特务。就根据这种难以成立的“推理”，康生当即给新四军的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发密电，将*逮捕。

*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与张道藩的关系，也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CC派特务。反复审问没有结果。饶漱石就派时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潘汉年来审问*。潘汉年长期在江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知道南京的救国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组织，将救国会与CC派等同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在审问之初，潘汉年听了*的“交代”，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但需要调查取证才能向上级汇报，解除对*的怀疑。此时的*，除了写“交代”材料外，还写诗词表达自己的蒙冤心境和对新四军首长及朋友的怀念。在潘汉年接手之前，为了套出*的“口供”，特意在*的牢房里安置一个假叛徒真内线的人物。他将*写的诗词以喜欢为名抄下来，偷偷地交给潘汉年。潘汉年从*悼念项英，同情被贬抑的陈毅的诗词中，更感触到*的冤情。于是他写了两首诗，派人暗中送给*。其中一首写道：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息，

咫尺天涯几许愁。

诗中暗示出对*冤案的同情和自己暂时无能为力的心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工作，*的特务嫌疑得以解除，获得释放。从此，潘汉年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1949年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副市长，*则是潘汉年直接领导下的市公安局局长。他们合作得十分默契。但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又将*卷了进去。1954年12月31日夜晚，*接到一个电话，要他马上到北京开会，有专机等待。从此一去不复返。第二年的3月，潘汉年则以特务的罪名被捕。

一直到1980年，才得以彻底*昭雪，但他还是关心他的老上级潘汉年的遭遇。直到潘汉年在1982年*后，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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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违纪名教授：闻一多与刘文典

1943年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应普洱（磨黑）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大烟土）50两。这件事引起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这年5月，西南联大按惯例给教师发聘书。清华大学没有与时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商量，就径自把聘书发给了刘文典。闻一多本就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不满，对学校不和他打招呼就发聘书也很恼火。闻即给刘写信，表明不再续聘，声称即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信中不无讥诮：“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发此信前，闻一多曾找到时为联大文学院长（亦清华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建议对刘停薪，并考虑解聘。冯友兰亦认为刘文典此举不足为人师表，同意解聘。曾是刘的学生，此时为刘的同事的王力为其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对被解聘一事感到突然、不解，即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决不退缩，决不逃避，决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胫以奉询究竟。”梅贻琦过了两个月复信说：“尊处暂未致聘，是非得已。想承鉴谅。”显然，梅贻琦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是有看法的。尽管他爱才如命，但对这种目无校纪的出轨行为，他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以戒众。

对立意气之争酿恶果：刘师培与章太炎

1903年，刘师培科场落第，返乡途经上海时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引为知己。当时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受章太炎影响，刘师培思想幡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革命活动。《苏报》案爆发后，章太炎、邹容不幸被捕，刘师培并没有被吓倒，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反对清政府卖国政策。后刘师培首批参加光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的战士。

1907年，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就在这时，刘师培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倒向了无政府主义。同时，他与章太炎的友谊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自从1908年初，章太炎便与他们合住在一起。一次，章太炎偶然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便私下告诉了刘师培。刘母非但不信，而且大骂章太炎企图挑拨他们的关系。刘师培也反诬章太炎与清政府关系暧昧，并且在《神州日报》上伪造《炳麟启事》，说章准备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气愤，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并攻击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他们的关系终于闹僵。后汪公权在章太炎茶中投毒，事情败露后，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刘师培夫妇便返回国内。归国后的刘师培更加心胸狭窄，他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信件影印寄给黄兴。其实，这只是章太炎为了筹款的权宜之策，但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晖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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