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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一次痛打,改“邪”归正:钱基博与钱钟书

江苏无锡,地灵人杰,奇才辈出,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就是这块土地哺育出来的著名学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77年。钱基博家学渊源,从10岁开始从师于伯父仲眉,学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16岁就发表了《中国舆地大势论》和《说文》等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杰出的才华。1905年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和日语,接受了新学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他进入教育界,从小学教起,继而中学、大学,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他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近二十部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著名国学大师的称号。

他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长子钱钟书相比,其名气和影响则略逊一筹。不过钱钟书作为他的生命的延续,儿子的成就与其父的教导和影响是不可分的。

钱钟书是钱基博膝下的男孩,生于1910年11月21日。恰巧这一天有位乡里给钱家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钱基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对这个侄子寄予的希望很大,就从这部“先哲丛书”受到启发,为侄子取名“仰先”,字“哲良”,寓意是“仰慕先哲”。在钱钟书周岁“抓周”时,他从众多的物品中,抓到一本书。为此他父亲钱基博就给他取名“钟书”,“仰先”就成为乳名。伯父钱基成对钱钟书非常喜爱,视若己出。在钱钟书4岁时,就由伯父基成教授蒙学。可是,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后来钱钟书的伯父去世了,没有人护着钱钟书了。钱基博这才放开手脚,大胆地管束儿子,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父亲担心他养成不良习惯,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钱钟书15岁时,钱基博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父亲北上,母亲贤惠,钱钟书又不专心读书了。他将很宝贵的时间用于读“闲书”,学业成绩每况愈下。暑假钱基博回来时,发现儿子很不争气,就将钱钟书痛打了一顿。不料,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钱钟书只得收收心,开始起早贪晚地读书。钱基博为他安排自修科目,指导他学习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文选本,为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学习父亲的文风学写文章,父亲很是喜欢。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来写。儿子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无懈可击,很高兴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就交差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父亲的嘱告对钟书的立身行事帮助很大。

1938年秋后,钱基博参与创办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当时钱基博劳累过度,身体衰弱,就写信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来蓝田任教,顺便照料父亲的身体。钱钟书就惜别妻女,来到蓝田,担任了英文系主任,一面执教,一面尽孝。在蓝田师院任教期间,钱基博坐拥书城,心忧天下,笔耕不辍,著述甚夥。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他专门开设《孙子》的选修课,传授兵法常识,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他的《孙子章句训义》就是根据他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期间钱钟书与乃父钱基博毗邻而居。除了教学之外,钱钟书一边服侍父亲,一边埋头读书或著书立说。他的《谈艺录》的前半部,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也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1941年暑假,父亲身体康复后,钱钟书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教学之余继续写作,在1944年到1946年间,他完成了《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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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

无锡人杨荫杭和杨绛父女都是文教界的精英。

杨荫杭生于1887年,字补塘,常用笔名老圃。1895年考入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在他读二年级时,学校里因伙食不好,部分学生闹事。当时学堂的主管是外国人,追查带头闹事者,一个广东籍的学生挺身而出,其余的闹事者,都缩着头不敢出声。杨荫杭本来没有参与闹事,可是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场风波就不能平息,于是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还有我!”就这样,他就被学堂除名了。他本来出身于寒素之家,依靠公费读书。被开除后,就投考提供公费的南洋公学继续读书。由于杨荫杭学习成绩优秀,第二年被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日本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思想,于1900年的春天,发起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从事反清爱国活动。1902年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与留日同学蔡文森一起组织理化研究会,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励志学会和理化研究会的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无锡光复活动。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准备缉捕他。杨荫杭得知讯息后,于1906年出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

*建立后,杨荫杭先后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任职期间,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旧政府的司法与官府一样*,根本没有公道所言。他的以法治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失望之余,他转而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及梵文。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和《楚辞》。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病逝世,终年67岁。

杨绛,又名杨季康,是杨荫杭的四女儿。1911年生于北平。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到英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他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循循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杨绛读高中时,学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班里经常推举女同学到街头演讲。有的女生不乐意去,就推说家长不同意。有一次推举到杨绛演讲,她回家时也希望父亲答应她不参加街头演讲,可是父亲却说:“你不乐意去,就直接说嘛!”鼓励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杨绛考上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希望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各科学得都很平衡,没有特长,也拿不准主意。就问父亲该学什么?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她遵照父亲的教导,选择了文科。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未来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她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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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1)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生于1831年正月。传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们忽然看见陈家的屋后红光一片,以为是失了火,大家纷纷前去救火,结果并没有失火,却听到了婴儿落草的哭声,那片红光也随之不见了。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过他的父亲陈伟琳对这个孩子还是寄予了厚望的。

天资聪敏的小宝箴,不负长辈厚望,他20岁时参加了南昌的乡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了永宁县。宝箴的父亲陈伟琳效法曾国藩组织乡勇创办了义宁团练。陈宝箴帮助父亲操办,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陈伟琳病故后,义宁团练由陈宝箴带领。在与石达开作战时虽然义宁失守,他的团练损失严重,但他还协助湖南的官军收复了失地,陈宝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的嘉奖,也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将他奉为上宾。1865年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前夕,保举陈宝箴进京接受皇帝接见,被皇帝授予知府官职,到湖南候补。光绪即位后,陈宝箴在二十年间,由浙江、湖北按察使,升任到湖南巡抚,成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他主政湖南期间,支持戊戌变法,湖南成了主张变法的基地,谭嗣同、梁启超都是他的好友,就连他的儿子陈散原也参与了变法的行动。不料,陈宝箴却受到戊戌变法的株连。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文廷式,因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被驱逐出宫。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下令缉拿文廷式,文廷式从江西逃到湖南,陈宝箴假意捉拿,实则派人通报消息,令其逃匿。这样陈宝箴就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革职了。1898年陈氏父子回到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岘庐隐居,自号“神州袖手人”。1900年夏历六月二十六日,慈禧派闳炯率兵弁到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然后自缢殉职。随即闳炯令兵弁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慈禧之所以在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处决“六君子”之后,还对陈宝箴下毒手,是因为外国舆论胁迫慈禧让权,慈禧恼羞成怒,不仅派人铲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家的祖坟,还对同情变法的高官予以追究。陈宝箴就难逃厄运了。

陈宝箴的儿子陈散原,名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生于1852年。少而博学,诗文俱佳,思维机敏,愤世嫉俗。30岁参加乡试时,不按八股文应试险遭淘汰。幸好主考官陈宝琛审读了他的考卷,为其才华所感动,从落第试卷中抽出,补为举人。36岁时,在会试时中进士。

1895年秋,父亲陈宝箴任职湖南巡抚时,他奉诏辅佐父亲推行新政。他协助父亲创办《湘报》,办时务学堂,算学馆,还广为交游,结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新派人物,集思广益,以求“三湘富强之道”。当年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即,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散原、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寿和世家子弟陶菊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散原父子受到株连,俱被革职,回到南昌。父亲死后,他定居南京,不问政治,热衷于办学,延请外国教师,传授新知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携全家逃往上海,并污蔑武昌起义是“作乱”。这期间,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认可辛亥革命,又留恋清王朝,但也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1934年陈散原全家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派人游说,希望他能像他的好友郑孝胥那样,出面辅佐溥仪政权。他坚辞拒绝,并痛骂郑孝胥是“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十分鄙弃这样的民族败类,随即将再版的《散原精舍诗》中的郑孝胥为他写的序文撕掉,从此不再与之往来。后来为抗议日寇密探的骚扰,绝食而死,终年85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2)

陈散原工于诗歌,多为与友人唱和之作。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还专程到杭州拜会了他。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续集》、《别集》,死后合编为《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散原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儿子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儿子陈衡恪是书画家,二儿子陈隆恪是诗人,三儿子陈寅恪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专家。四儿子陈方恪是诗人,五儿子陈登恪是教授。

陈家老三陈寅恪,生于1890年。他从小就背诵《十三经》,在家办新式学堂学习日文。1902年跟随大哥到日本求学。后因足疾辍学回国,进入复旦公学继续读书。1910年考取留学欧洲的官费生,先后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此后又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1925年回国前,他已经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并能用蒙、藏、满、日、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阅读资料。

1925年回国时适逢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院长吴宓很器重他,称他是“最博学的人”,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也很欣赏这个博学的后生。第二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被誉为“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这是这所大学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汉学教授。当他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动身前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全家只好滞留香江,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方出资40万元日币,请他出山主持东方文学院,他没有接受。随后携家出走香港,到桂林的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应聘到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治疗目疾。新中国诞生后,他中断聘约,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后来在院校调整时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他一生勤奋治学,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西夏文、突厥文和佛教经典都有精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等多部著作。特别是晚年,双目失明,还以口述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的写作。1962年胡乔木去看望他时,很关心他的著作的出版,他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着回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早。”随后与有关部门打招呼,将他的一些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文集出版了。“*”期间,陈寅恪惨遭折磨,大量书籍、文稿被洗劫,终于经受不住摧残和打击,于1969年10月逝世。

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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