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5部分（第1页）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曾多次同美邂逅，但唯有最初的那一次最接近纯美的意境，就好像触手可及似的。并且后来我关于“她”的想象，自然而然地都同奉献相联，与占有无关。那便是我最初的沟通尝试。从前，在夏天的草地上，我做过那种工作了。伟大的自然是何等的奇妙，她使那种戏剧在每一个地方上演，使自身的理念悄悄地繁荣。

细细一想，在那个混沌的年纪，我同文字还没有多少接触。是发达的感觉促使我到周围事物中去捕捉美，还是美的观念要从我黑暗的内部挣脱出来，自己给自己赋予形象？我是不知道的，我只不过是茫然而又有点自觉地操练着，满怀秘密的激情趋向于“她”。

炎热；青草；灯光；人头攒动；凳子的碰响；青色的天幕；民间乐器的吹奏；惊险的表演；红绸衣上的金片——这些细节可以让我毫不费力地回到那个夏天，回到那个决定我今后职业的瞬间。

一个幽灵在天地间游荡，它什么都不丢弃，什么都不遗忘。是因为有了它，天地万物才各就各位的，而它自己，却是由人类的冥想聚集而成。

。　想看书来

愤怒

我刚刚上一年级的那几天，老师叫我们排路队回家。我记得我们这一队大约有六七个同学，我们都是住在山坡上的，但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们。那是冷天，我戴着毛线帽，我们走在山间小路上。我像往常一样默默地走路，因为同他们不熟，我不好意思说话。忽然有个男同学嘲笑起我来，我不记得是什么方面的话题了，反正大家都开始来笑我，扯我的衣服。我是很倔强的，于是回嘴。这一下他们更起劲了。儿童如果没有教养的话，一旦受到鼓动就会兽性大发。当时有五六个人围上来打我，将我的毛线帽上的毛球都扯掉了，布书包也被他们扔到地上踩了几脚。我一走他们又围上来追着我打。后来他们到家了才散去。我的家最远，一路上我都在哭，不是因为被打痛了，而是因为屈辱和愤怒，我气得全身发抖。

终于到家了，外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便嚎啕大哭起来。哭过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办法，就不了了之了。幸亏后来也没再排路队了。而我也不那么精明，一直没搞清欺负我的到底是哪几个人，大概因为知道没人会替我报仇。

“气得全身发抖”是我在真正遭到侮辱时的生理反应。不论我的理智在后来漫长的年头里是如何样发展，也不论我的自制力有多么惊人，这个生理反应始终如旧。由此又想到我三岁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比我大三岁的姐姐被邻家大男孩欺负了，好像是打了她。我听了这个消息也是气得要命，牢牢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那调皮的男孩来我家附近玩游戏了，我一看见他就发抖了。我慢慢挨近他，趁他弯下腰去躲藏时，猛地往他背上打了两拳，发疯一样地跑回家。奇怪的是那男孩根本就没来追我。而我，回到家后那个激动啊，那个心跳啊，那个害怕啊。后来当然平安无事。现在回想起来就清楚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打在一个大男孩背上的两拳算什么呢？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当时他在玩“躲摸子”的游戏呢。可是我当时的预谋，我的紧张，我鼓起勇气时的那种感觉，以及报复的实施，一直到了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我估计当时整个过程也就不到五分钟，那五分钟也许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吧，我的感觉有一个小时以上。

1985年，儿子上小学了，学校离家不远。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才6岁，长得也矮小。11点多钟我就去接他。刚走出家门便看见儿子狂奔而来，大书包在屁股上“啪嗒啪嗒”的。他跑得满脸通红，头上冒汗。一问呢，原来是被同学追打，是那些同学“欺生”。我舒出一口气，分明看见历史又在重演。不过那一次，我并不那么愤怒，我知道这种经历对于儿子将来的成长是很宝贵的，我也没有天天去接他，或报告老师。

愤怒是一种直觉，它既可以催生艺术，也能毁掉一个人，就看这个人的理性是如何发展的，看他有没有反省的能力。一般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直觉是受到坚决排斥的。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在始终保持自己的这种直觉的同时，不断提高理性方面的修养，如果他又长期受到压抑（保持直觉就必然要受到压抑），那他的潜意识的储藏一定是非常丰富的。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怎样做的呢？他们要么“看破红尘”，变得油头滑脑，早就不再愤怒；要么极为善于将自己的情绪平息，变成整天练“气功”的植物人；要么就由于得不到发泄而真的变成了精神病人。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真正的艺术家如此之少，就算出了几个也难以坚持到底的原因吧。没有西方思想的底蕴，大部分作家后期的写作都变成了玩弄技巧，玩弄文化，不再有真实的冲动。因为要在这方水土上生活得好，人就得学会化解内心的矛盾，学会向植物化方面发展。

红花衣和日记本

我们家里小孩多，布票远远不够用，母亲就买回一大匹极便宜的粗麻布给我们做衣服。衣服做好后，男孩子的全部用染料染成黑色，只有我的那一套没有染。我记得裤子是紫色的底子上起花朵，上衣是大红底子起绿小叶。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色彩搭配，觉得怪扎眼的，难看死了。可是没有别的衣穿，只能穿它们。我穿着这身衣服忐忑不安地来到学校，马上就听到了议论。“乡下人……”女孩们说。有一个长得像洋娃娃的同学还特地到我跟前来问：“你怎么穿这种衣服啊？”我答不出，我的脸发烧，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那一天，大家都不愿和我玩游戏，嫌我乡里乡气。不过毕竟是孩子，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就忘了这事，又和我玩起来了。当然，我知道她们当中有几个是从心里瞧不起我的。想想看，一个奇瘦的女孩，脸色苍白，穿着那种母亲用手工赶制的，硬梆梆红通通的大花衣，同样硬梆梆的紫色花裤子，那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土得掉渣了。我是不敢同人比穿的，我的最大的愿望是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一来我瘦骨伶仃，穿衣服撑不起，二来我的所有衣服全是便宜布，母亲粗针大线缝制的，上不得台面。

尽管样子难看，尽管从来出不了风头，尽管老师也因为我的“出身”而对我有异样的眼光，我却并不消沉。现在回想起这事来有点怪，或许是我体内超出常人的活力给了我某种自信？我总是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从来没有一刻消沉过。荡秋千我能荡得最高，短跑我能跑得最快，作文我能写得最好，算术总是第一。当然我做这些事也远比别人认真，花费的劳动也比别人要多。

老师让我们每天写日记，交给他批改。他要求我们每个人买一个正式的日记本，外面有塑料壳的那种。那时的塑料是很贵的。是时髦的东西。

星期六，父母带我上街去买本子。我们来到百货店的文具柜，我看中了柜里的好几种，红的黄的，有花儿的，我激动得一颗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可是他们叫营业员拿出来翻了翻，又退回去了，说“太贵了。”我大失所望。后来又去第二家，又看了一通，还是说“太贵。”这时我已经很不高兴了，但还抱希望。第三家是大百货公司，里头什么日记本都有，简直看得眼花缭乱。我觉得那本鹅黄色的、厚厚的最合我的意。我眼巴巴地看他俩商量了很久，最后，父亲居然叫营业员拿出一个深墨绿色的，马粪纸的外壳，然后再要了一个小小的写字本，将那简易写字本往马粪纸的外壳里头一套，说：“好！这不就是日记本吗？”我站在那里，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我脑海里不断地出现同学们那些花花绿绿的塑料包皮的日记本，委屈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于是我就在这个一半马粪纸一半漆布做成外壳的日记本上写日记了。我的字迹端端正正，我几乎每隔几天就发誓，要努力锻炼自己，将自己改造成一个更好的人。当老师将全班人的笔记本放在讲台上时，我看见我的墨绿色的小本子缩在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豪华本里头，那么不起眼，那么害臊！

当我长大起来后，再去看父亲给我买的日记本时，就发现了他深藏的一番苦心。本子的纸张十分好，一点都不是低档货；而墨绿色的外壳更是大方朴素，很有格调，确实是比那些塑料本本好看多了。我那个时候看不出，是因为我还没修炼到他那个份上吧。啊，那种压抑，不是于无形中打掉了我身上的轻浮之气吗？回想这一生，的确从未真正轻浮过，主要还是得益于老谋深算的父亲的影响吧。

母亲让我穿难看的红花衣是为了省钱，维持家庭的收支平衡，父亲给我挑日记本则是于无言中教会我什么是朴素之美。那一次的委曲刻骨铭心，是不是就因为这，我的小说里头才从来容不得花哨的形容词，也容不得轻浮呢？是不是这类原因呢？这又要追溯到潜意识里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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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东京的街头，姑娘们一色的黑衣裙，配上黄色的皮肤，像清秀的乌鸦。黑色是典雅，是神秘，是高贵，令人想入非非。但一旦满街都是这种东西，心里就感到有点乏味了。哪来那么多的神秘啊。那是九十年代初我看到的风景。如今我们这里的姑娘和妇人也学着这样打扮了。似乎个个都想高雅，个个都想神秘。当然，绝大多数人那样着装只是为了跟上潮流。因为黑色不“俗”，因为生怕别人说自己“俗”才穿黑的吧。可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俗啊。

在儿时，我最喜欢的色系是红色——大红，金红，那是接近于火的颜色，也是我的最爱。水红，接近自然，激起幻想。我不喜欢玫红，觉得有点儿脏。那个时候，我没有挑选衣服的自由，家里给我什么就穿什么，再难看也得穿。有两个小姑娘穿着大红色的小皮鞋来到学校了，在我眼里，她们像一对小公主！后来儿童节来了，母亲不能给我们买新衣，就买了两根大红色的薄绸给我扎头发。那只是窄窄的两绺，而且只扎了两天就坏掉了。可在那两天里头，我时时刻刻感到说不出的激动！我不知道自己好不好看，我只知道我太喜欢那蝉翼般透明的红绸，它们的色彩，它们的质感几乎令我喘不过气来！　每次我向镜子里头一看，就无比的振奋。然而儿童节不是常有的，我很快又回到了灰溜溜的，不合身的服装里头。

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想象一个全身穿着火红衣裙的公主；我收集的水果糖纸里头，我最爱的是那张金红的米老鼠图案的。但家里从不给我买红色的衣服和用品，也许他们觉得“扎眼”。我记忆中只穿了一次红衣服，是那种脏兮兮的，红底起黑花的便宜布，同学都说难看死了。而同学那件湖蓝底子起水红点子的泡泡纱裙子，让我几乎看呆了。我喜欢煤火烧出的金红色，我久久凝视那火眼的深处，那么热烈，那么有力。如果燃烧得不充分的话就不好看了，昏昏的暗红色，很脏。这时就要用火钩去拨弄，让空气贯通进去，直到中心变成金红，升腾起骄傲的蓝火苗。常常我能听到火苗生长的声音：“呼——呼！”那是挣脱地狱钳制的生命力。有一回，终于得到一盒劣质的蜡笔，立刻用来画金红的火花。画着画着就失望了：那么脏，红不红，灰不灰的。

最美的，最能代表我的渴望的是晚霞的金红，尤其是那种“火烧云”。我站在院子里看呀看的，生怕看漏了一点点。这大自然的最后的燃烧，在我心中掀起莫名的浪涛。我感到，纯金般的朝霞没法同她相比，她红得那么不顾一切，那么符合我心底的欲望，我一次又一次为那红色的绽放在心里欢呼。啊，看啊，又来了，还有更难以想象的呢！　那个云门的最深处里头喷出来的火……　站在院子当中的小女孩看到的，决不仅仅是纯粹的大自然的力量，令她心底颤栗的，应该还有某种理念的庄严。她说不出，但她感到了。

到了十四岁，我才开始喜欢玫红了，不过只限于纯正的，玫瑰花的那种玫红。那时我已看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我感到安娜就是那种红色——一种成熟到极致的，绝决的美。还有高贵的品质。托尔斯泰的女性里头写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一位，我们那个时代有不少女孩都以她为偶像——大概潜意识里头，人人都想拥有高贵的精神吧。而其实，她的高贵正是来源于她的质朴和深厚。那是上天和环境赋与女人的稀有的礼物。她的那种品性甚至使得她的情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看到玫瑰我就想起这位俄罗斯女性，想起作者心灵的这个方面。

现在我很快就要老了，我仍然喜欢红色。当我每天走进大自然获取灵感之际，我的大脑就会燃烧起来。我看见火烧云，看见红得奔放的秋叶，那么自在，自足，仿佛是最后的告别，又仿佛是重新的开端。我一边奔跑一边想，还有什么是比这更美，更幸福的瞬间？在云海深处，隐约传来异域的号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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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

我们常要“演习”，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敌人来进攻。

那一年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外婆在居民小组开会回来，她告诉我们说，下午要演习，因为“苏修”有可能打过来，我们都要做准备。一听到防空警报，我们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头去。我听了以后心里极为不安，那几个轰炸机的名字（不知是谁提供的）让我听了更是恐怖得不得了。但是下午我们好像并没有去防空洞，也许演习取消了。关于轰炸机的梦啊，充斥着我的童年。我不知道轰炸的后果是什么，也无从想象，因为那时还未曾领略过“死”。我记得自己在梦中看见很高很远的天空里悬着轰炸机，而我在下面奔跑，那么的弱小无助。

后来上小学了，不仅常演习，还要学习各种战地知识，尤其是关于原子弹的知识。据老师说原子弹是可以防御的，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保全性命。由于怕死，我听得特别仔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决不能死，决不能。

上课途中，警报就响起来了，于是猫着腰跟在同学后面出教室，到墙根下蹲着，用手蒙住眼睛和耳朵。我心里想，只要不看那原子弹就死不了。这么多人，哪里就轮到我来死呢？那些调皮点的同学都从指缝里偷看老师们放爆竹，只有我一本正经地蹲着，一动不动。哨子一响，我就惊跳起来跟着老师换地方。我必须掌握战地知识，这样，即算明天原子弹来了，我也可以保全性命。

我们都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的脑子里天天被灌输那种明天就有可能开战的紧迫念头。如果炸弹丢下来，看上去很大，就说明离得比较远；如果看上去很小呢，你得拼命跑，不然小命就没有了。在操场上，我一次又一次地仰着脸看那刺眼的天空，拼命设想着炸弹的情形。

好多年里头，我一直坚信，灾变是可以避得开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警惕性和灵活性，以及判断的能力。然而现实将我的梦彻底砸碎了。一年又一年，我渐渐地明白，有很多灾变都是绝对躲不开的，它就是你自己，它潜伏在你体内，如同那些有致命杀伤力的病毒，随时等待发作。我被可怕的灾变击倒过好几次，有时，那就同死过去了一样的绝望，我遍体鳞伤。好多年里头，我也明白了一件事，死里逃生的确是可能的，正如那时课堂上老师教导我的那样。啊，就好像，童年时的演习真的是某种预兆。不过后来，我没有躲，因为无从躲起，不知道灾变从哪方来。我唯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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