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我可在学校出名了,都说我是神医,我哪里是神医呀,其实我连我师傅的一半都不到,从此,学校内的和学校外的,有很多人都来找我看病,而且每个都是学校领导或任课教官带来的,主要是跌打损伤方面的,开始我还给人家看看,后来我发现给别人看病特别耽误学习,于是我就向校长提出来了,校长还真的不错,比较体谅我的苦衷,他发布一道命令,以后不管谁找刘显堂看病,必须经过我批准!这样,来找我看病的就少了许多,在这方面我很感谢这位校长的,后来,暑假的时候,我没有钱回家探亲,又是这位校长亲自送来路费,还给我买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带回家。1948年春天,我当时在军队服役,无意中听说这位校长因病去世,我特意向长官请假,赶到南京,为这位对我有恩的校长送上了一个花篮,表示我深切的怀念。”
“由于我的名声越传越远,有许多军队的医学名家也想学我的医术,但是他们又不好直接开口,于是就耍起了手腕。一天晚上,那时我们在重庆,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医院也在重庆沙坪坝的高滩岩,我正在值班,一群军人抬着一个胸部中了枪的上尉进来,说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让我给看看,我一看上司领进来这么多人,我看病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人,留下伤员就行,其他人可以出去的,可是当抬担架的人出去以后,现场还留有上司和另外几个人,我一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是医生,心里一下就明白了,一定是想看我如何治疗病人来了,主要是看我用什么药,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对他们说:‘大家注意了,我开始治疗了,先把灯关了!’当时马上就有一个人反对:‘关灯怎么治疗?能看见吗?’我说:‘能不能看见是我的事,现在是我在给病人治疗,必须听我的话,要不你就把伤员抬出去!’上司有点低声下气的对我说:‘能不能不关灯?’我说:‘不是我故意想关灯,而是我的药不能见光,见光就失效。’上司没办法:‘那你关了吧。’我把值班室所有的灯都关了,然后伸手在军衣里面,只用一支手,就把药配好了,快速的敷在伤员的伤口上,然后又快速的用绷带给伤员包扎好。”
“最后他们看清楚了吗?”邓国昌又问。
“他们上哪儿看去?药粉一遇到血马上就浸透了,深入到伤口里面去了,再说我的药都是粉末,他要拿去化验成份都难。”
“你真是够狡猾的!”
“不是狡猾,是师傅的嘱咐在先,我不能违反老人的规矩!”
“对对对,应该这样做。”
“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大官,被刺客用手榴弹炸伤,紧急送到一家著名医院,由著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把所有的弹片几乎都取了出来,眼见着别处的伤口都渐渐好了,只有臀部上的一处伤口,不仅没好,反而肌肉腐烂化脓,医院又重新把伤口处理了,包扎好,可是过了几天又开始腐烂,让这位大官吃了不少的苦,后来这个医院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到我的上司,让我出来治疗,我过去看了一下,觉得有把握,于是我对医院的人和这位大官的卫士们说:‘我负责把这位长官治好,但是在治疗过程中谁也不许进来,如果有人进来,那肯定治不好这个病,我就不负责任了,而应该由闯进来的人负责,你们答应吗?答应我就开始治疗,不答应我就回部队。’他们哪能不答应呀。我马上挑了一间带套间的房子,内外两个门都关上。当我给这位大官处理伤口的时候,他疼得‘哇哇’大叫,外面的卫士们想冲进来救他们的长官,可是我有言在先,如果耽误了治疗,我不负责任,卫士们被别人拦住了。处理完了伤口以后,我打开们,他们一伙人赶紧冲了进去,发现长官没死,这才放我走了。后来,这位长官如期痊愈,他差人给我送来了一些礼物,并带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独步杏林。”
“那你是怎么治好他的病的?著名医院都没只好呀!“邓国昌好奇的问。
“其实很简单,正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官,那些著名医院的医生不敢下狠心,怕这位大官疼啊!医生在处理伤口的时候,并没有把伤口处的腐肉完全刮干净,就匆忙的包扎好,其实腐肉的下面还有一块微小的弹片没取出来,弹片没取出来,腐肉没完全去除干净,伤口怎么能好呢?我在处理伤口的时候,也不管他疼不疼,下狠劲把所有的腐肉全部清除干净,找到了那块小弹片,取出,然后敷上一些外用药,包扎好,过些日子自然就好了。你知道吗?他们一般清洗伤口也就一两遍,我那次给他清理了伤口总共达二十遍。不清理干净伤口,伤口就不能很好的愈合,他们就是犯了这个毛病,胆小,清理伤口不彻底。”
“这也许就是神医与庸医的区别吧?”邓国昌赞叹道。
“我哪里是什么神医呀?我只不过敢下手而已。”刘显堂继续说道。
“再后来,上面要把我调到一个医院当院长,可我已经无心此途,因为我看见国民党里面实在太腐败了,没有几个当官的是好人,像我这样的人,所谓医术高明的人,一般都给大官看病,可那些大官有几个是好的?我把他们的病看好了,他们继续去为非作歹,坑害百姓,我不就成了助纣为虐了吗?这可是我不愿意干的,所以我就说我对医术不是很精通,也不会管理一个医院,他们也没办法,只好随我了。”
“你做的对!”邓国昌称赞说。
“既然你医术这么高明,能不能担任我们游击队的队医?我们以前的队医牺牲了。”邓国昌问道。
“不知道你们队长愿不愿意呢。我也是有这个想法。这些天来,我和你们一起吃住,一起行动,看见了你们官兵一致,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你们志愿军真是仁义之师,还有你们敢于和世界上的强敌较量,官兵都不怕死,这种胆量是国民党所没有的,共产党应该是由前途的!”
“你说的太好了,这样吧,我去和队长说,你看如何?”邓国昌问刘显堂。
“那还不如我们一起去呢。”刘显堂回答道。
“那更好哇!”邓国昌高兴的叫了起来。第二天,刘显堂正式成了游击队的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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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电台故障
清晨,崔科长带来了一位朝鲜老乡,把他介绍给了茹支队长。
“队长,这是我们朝鲜劳动党本地区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他送来了一份重要情报。”
“哦,是吗?”茹支队长和那位负责同志握了握手,结果崔科长递过来的一迭纸,打开一开,都是朝文的,茹支队长看不懂,又递还给了崔科长。
“是有关什么的情报?”茹支队长问。
“有关美军前线部署的情报!”崔科长回答道。
“是吗?那你赶紧找人翻译成中文,我亲自送到电台去,马上发报给总部和军部,必须让他知道这些情况。”
一小时后,崔科长把翻译好的电文拿来了,茹支队长接过电文,马上赶往电台驻地,刘强也跟在队长后面来到了电台驻地。
一进电台的小洞子,茹支队长和刘强发现大家都在忙碌,但不是在收发报。
“李台长,出什么事了?”茹支队长急切的问。
“电台可能坏了。”李波立正报告。
对于游击队来说,收发报机可是十分重要的设备,她是。游击队联络志愿军总部和42军军部的桥梁,是接受上级指示、向上通报情况、互相沟通情报必备的工具。
茹支队长赶紧问:“那找到毛病了吗?可以修好吗?”
“现在还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连日征战,不断颠簸的缘故,收发报机都出了问题。”李波向队长汇报说:“一是发报的电键好像有些问题,发报时老是不连贯,缺码、误码过多,造成总部报务员收报困难;二是耳机没有信号,很可能是收报系统也出了毛病。”
电台出了问题,那可不得了,那就意味着以后游击队可能失去上级的指示,孤悬敌后,成了一个聋子、瞎子和哑巴了,那还怎么在敌后打仗?
得知情况真相的茹夫一支队长,有点心急如焚了:“那怎么办?能修好吗?”
李波台长回答:“我们正在想办法。”
茹夫一支队长看了看四周,电台组的同志正在忙乎,也不好打搅了,就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木箱上:“那赶紧修吧!”
由于游击队的条件十分简陋,没有仪器仪表,只有一把木柄螺丝刀,几个备用电子管,一个备用线圈,一块电流表,加上电台组也没有配备机械员和维修员,使得维修工作显得十分困难。
报务员、摇机员都没有学过收发报机的原理,维修工作只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电台台长李波担任了,但游击队携带的是新型收发一体化的机器,对于这种新型收发报机,李波也没学过,好在他还知道收发报机的原理,所以,这一维修重任只能由李波来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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