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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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一岁，我读书，我睡眠，我写作，我厌倦，我坐立不安，我四下走动，我探头探脑，我漫不经心，我无聊至极，我孤独寂寞，我单调乏味，我不值一提，我的生活支离破碎。

甚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描述我的生活，我弄不清楚自己用意何在，我只是盲目地做着我认为可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

三十一岁是讨厌的年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到了三十一岁，我发现自己走入荒原，

清点行装，发觉贴身物品只有两件——无聊的欢乐和不可告人的痛苦，这足以使我断言，三十一岁讨厌之极。

我自认为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的人，但我是非常尊敬积极向上的人，我尊敬他们的忍耐精神和挣扎斗志，我也尊敬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向上、永远抗争、挑战命运”之类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人生简直就闪不出火花来。

我不会闪出火花，我颤抖，但不闪烁，我犹豫，但不后退，我怀疑一切，我背对生活，我是另一种人，是那种所谓“还未找到信仰的人”，我头重脚轻，缺乏根基，因此，在茫茫人海里，我显得步履蹒跚，左顾右盼，行动迟缓，不着边际。

我自命不凡，不知高低。相反，却又十分害羞，我的羞耻感来源于对自身无能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我看到周围那些比我更蠢的人却不自知，不由得怒火中烧，以至形如斗犬，只要听到他们说话便要出口驳斥而不问就里，而出口说完之际，我又总是感到后悔，总之，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头脑混乱，自相矛盾。

很多俗话对我不适用，比如：我就弄不清“万事开头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难在哪里，我只知万事从零开始，一如我的近况——九九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读一本美国人保罗。福塞尔所著，名为《格调》的讲美国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的书，忽然电话铃响起。

我得说一下电话在我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没有所谓正式工作，我的生活来源全部仰仗那部放在写字桌前的电话，电话一响，对于我的生活来讲，无非两件事上身——套用经济学术语——生产或消费。所谓生产，便是有工作上门，写剧本或是文章，于是手工作坊顿时开业。所谓消费，便是朋友们耐不住各自的寂寞，蠢蠢欲动，要求聚会，当然，聚会是要花钱的。电话生涯看似过得去，其实很被动，这个结论是我翻看《格调》得来的，起初，我也错认为自己的生活天马行空，很是自由，但《格调》告诉我，像我这种无产文人生活实在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就如同书中最后一章“冲破常规的另类人”一样。

我拿起电话，是一个编辑打来，他约我写一本十五万字左右的小说，难得。我连忙答应下来。

我说过，无产文人生涯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这话可能要让某些人看不顺眼，但

这是我本着理智与诚实两条原则分析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人有求于社会，文人讲话，希望别人听到并有所反应，自由文人是社会的“业余者”，总以业余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这很合乎欧美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似乎很有格调，不幸的是，文人的“业余者”的身份是被迫的。况且，根据“无用即美”这一原理，文人工作一旦有用，美即立刻消失，丑便找上门来，这种所有文人皆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不知是否合用于文人本身？保罗。

福塞尔在书中并没有告诉我。

我的观点：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等等行为应归于个人爱好，甚至隐私，如果有人在做这些工作，最好放在业余时间悄悄进行，如果能做到东躲西藏、偷偷摸摸、以至神不知鬼不觉，那就是最好，最有格调，因为诚实地讲，只有那些东西才配得上那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

而且就我所知，从古至今，世上了不起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的小说以此开头，想必令人惊诧不已，但凡事必有开头，以现实开头总比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来得诚实，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读者在往下读我小说时请不要忘记，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何种态度。当然，以此态度作出的小说有无阅读价值也请读者明察。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对它了解越多就越不喜欢。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曾想使用“怠工、逃跑、毁坏劳动工具”等手段离开我的生活，不幸的是，我即使从马克思的书中也未找到那些奴隶在如此这般之后的最终去向。

我要说的是，我所写的故事来源于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

我要说的是，我自认为是一名格调真正低下的作家。

我要说的是，我生于北京，喜欢北京，希望北京更好而不是更坏，于是，我写北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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