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厅里灯光昏暗,挤满了人。
舞曲的声音震撼着地板,空气里充满了香水和汗水混合的强烈味道。
人们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才能听到彼此的讲话。
我倾听着那些声音,努力辨别它们使用的语言和口音:
这些客人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其中还有一些日本人。
马路上,同一寝室和左邻右舍的学生们纷纷手持冰啤酒,仰头观望着处女座方向一簇簇明亮的光带划过天际,照亮了整个夜空。和普通的流星不同,这些光带没有在一两秒钟之内就燃烧殆尽;相反地,它们好似从玻璃窗上滚落的雨滴,慢慢地爬过苍穹,燃烧的尾巴渐渐消失在黑暗里。
“你在想什么?”我问身边的一个女孩——她一头黑发,棕色的皮肤,脸上反射着汗水的光泽。我想她应该来自于东南亚地区。初夏的晚风带来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如花儿一般芬芳,清新怡人。从她一直握在手里的书本判断,她可能是住在我们宿舍楼下的法律系学生。剑桥法学院有很多人都住在校园的这个角落里。
“就像在观看世界末日一样。”她答道,“你就是那个每天晚上一到《大卫深夜秀》时,就在我天花板上做杰克跳的家伙,对吧?我叫罗拉。”
“我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时间锻炼。我是马特。”
我们一起分享了一瓶啤酒,继续观看天上的火雨。
那天晚上,一共有四百五十三个探测器降临地球。
每个探测器的大小相当于一个小个子人类,五英尺高,一英尺多宽,上面是一个垂直的黑色筒状物体,往下渐渐变细,到底部形成一个圆点。它的形状和无光的表面让人联想到动画片里爆炸前一毫秒,只差一英尺落地的炸弹。
所有的官方组织都试图与这些探测器建立联系,但一切尝试都失败了。人们只要靠得稍微近一点儿,它们就会像野生动物似的立刻躲开,退到安全距离以外又停下来。所有采用基本物理常数进行的表达方式——包括闪光灯、叮当作响的铃铛、脉冲无线电波,甚至对着探测器轻柔地喷射空气——都无法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回应,对着它们演奏音乐或是展示艺术品也无济于事。同时,探测器外壳似乎可以阻挡一切远程成像技术(例如超声波、雷达,或更加超乎寻常的射线)。每当靠近时,可以听到它们发出一种类似于蜂巢般的嗡嗡声,但声音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如果它们是想借此与人类进行交流,那完全不知所云。
就这些探测器而言,它们没有发出机器人一样的声音,没有搜集任何样品,没有绑架任何人,没有拍摄全息图片,也没有流露出要求会见某位领导人的兴趣。它们仅仅是飘浮在繁华大街上来往的行人当中,或是跟着在快车道上行驶的汽车,沿高速公路一路向前;有时候,它们会在同一地点漫无目的地停留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它们呼啸着穿越大海,背后留下一串音爆。
“它们到底想干什么?”人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些探测器分明对人类很有兴趣,因为它们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不过,它们总是远离战争地带。是因为它们自身太脆弱吗?还是因为把它们送来的生命憎恶暴力?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把戏,让我们认为探测器对人类的军事能力不感兴趣,从而让人类掉以轻心,暴露自身的弱点?
后来,有人抛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种族可以实现星际航行,那它一定是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他们还说,如果我们不想步阿兹台克人和印加入的后尘,那最好摧毁那些探测器,利用它们取得技术进步,然后为迎接报复性打击做好准备。可是,探测器散布于全世界的各个大陆、各个国家,不可能让所有政府达成一致的秘密安全协议,同时向探测器发动进攻。如果各自行事,那些不喜欢美国的国家也许会选择对这些探测器顶礼膜拜,希望获得外星力量的支持。
总统宣布说,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管那些探测器,不对它们做出威胁的姿态,不愿意让它们窥探到的地方就锁好大门,拉好窗帘。
几个月后,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它们的追踪。除了悬浮在空中进行观察之外,探测器再也没有其他举动,地球上的一切——暴风、洪水、原油泄漏、飙车、战争和追逐名人——都一如既往。军方和科学家们还在继续监视它们,但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兴趣。
可是,我的心里仍旧抱有这样的疑问:它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几乎整天守在一个叫做“接触”的网站上,那些和我一样的人纷纷齐聚于此,分享彼此观察到的东西,讨论有关探测器的理论。我们根据这些探测器在各大洲的活动情况勾画出地图,根据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分析谐频,试图破解这些噪音的含义。
在这些外星探测器周围,每个人表现得更加彬彬有礼,笑得更为大声,说话时显得更加充满朝气,主动拾起地上的垃圾,不去打架滋事。其实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样做其实很傻,难道这样便能给外星人留下好印象?
罗拉在远在洛杉矶的一家大型法律事务所里谋得了一个职位。在这个世界上,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只存在于商场上,法庭和国会也是它们竞争的场所。罗拉承认这份工作对于谋生而言算不上特别有意义,相反还意味着大量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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