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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须柱石扶丕构 第三节（第1页）

次日。

石越一大早起来，便发现外面已经积了一层很厚的雪绒。石蕤跟着阿旺过来请过安，便飞也似地跑去玩雪了；梓儿也是忙里忙外，又要叮嘱下人准备送给山东石起家过年的礼物，查对送给在京各家亲朋戚友过冬的日常用品；又要与侍剑一道预备着收租结账等等琐碎事务，也没空搭理石越。石越一个人看了会报纸，便叫了马车，往尚书省去参加例行的两府聚议——这是一个在文彦博与吕惠卿掌两府期间被破坏掉的惯例。当年吕权重，文资深，两人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合到一起聚议。但自从皇帝带病前往内东门小殿之后（这也是宋朝的一个惯例，拜宰相、立皇后、立太子时，皇帝要亲自前往内东门小殿，向翰林学士面谕旨意。所以，每当相位空缺之时，汴京朝野，无不竖尖了耳朵，只要听到内侍们前往“小殿子”，亦即是内东门小殿准备，人人便知道这是皇帝要拜相了），石越与司马光、韩维之间的关系，实在称得上是熙宁朝的历任宰相中最好的了，兼之如今宋廷面临的事情，也非得两府加强协调不可，因此两府聚议制度，自然而然便又恢复了。

这天却也没什么新的消息，这已经让石越松了口气。现在整个局势，其实便如一团乱麻，石越最害怕的，便是乱上加乱。

熙宁十七年的两桩大案，陈世儒案皇帝早已赦免多数受牵连的官员，又换了个主审官，案情很快清晰，除陈世儒夫妇处死外，牵涉的官员大多恢复清白，少数几个嫌疑难以洗脱的，找了个小过失，各贬一秩了事；只有苏颂与吕公著比较倒霉——苏颂枉法的罪名几乎落实，本来马上要进政事堂了，因此一事，竟被贬往陕西路会州做知州；吕公著虽然是被冤枉，半路失踪也是因为高太后有意保护，但却也因此落人话柄，皇帝不仅对高太后更生嫌隙，便是对吕公著也难以容忍了。虽然赵顼要顾着高太后的脸面，司马光极力保荐，吕公著自己也屡番上表自辩，但皇帝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却打发他去洛阳，当了个判河南府事。

而永顺钱庄案也难以追究下去。永顺钱庄的掌柜沈七在狱中服毒自尽，方泽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这案子证据不足，是否还要深究下去，便是旧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吕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穷追猛打；但却也有人开始感到厌倦，他们担心这个案子转变成新旧两党的互相报复，希望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不要被这些事情吸引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张见好就收。而皇帝也有意息事宁人，他更关心的是国库里的钱，因为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而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张商英又未到任，赵顼便令翰林学士李清臣暂时代理太府寺卿，催着要把从左藏库中流失的交钞收缴回来。而永顺钱庄案也真正让蔡京暂露头脚，司马光对立下大功的蔡京赏识有加，推荐他为户部度支郎中，没几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诸如户部事务繁剧、自己于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案子彻底丢给了马默与李舜举，高高兴兴去户部高就了。

石越很难判断司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拢”蔡京，不过他倒也并不担心这些，尽管现在蔡京两面都献着殷勤，但要说蔡京会冒然投靠旧党，却也为时过早。石越向皇帝推荐苏辙接任司马光的户部尚书一职，已经得到司马光的首肯，这个职位显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不过，作为回报，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岁的旧党名臣刘挚担任权御史中丞——这个刘挚是仁宗时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经术，又有吏材，因韩琦推荐入馆阁，熙宁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为中书检正官，一个月后，又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不料任命刚下，刘挚便高兴地吩咐家人收拾行礼，然后便大肆攻击新法，还当面对赵顼说：“我是河北人，不认得王安石。”其后虽然被贬，但皇帝却很维护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终于还是召回汴京，由礼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吓人——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刘挚是所谓“旧党”中的一种典型，虽然被新党视为“旧党”，但他本人崖岸高峻，却是个连旧党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这个时候更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大麻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慎一点，可以单独解决，那就是小麻烦。相比如何解决益州的问题，如何维持交钞的信用、稳定钱钞比，如何抑制物价上涨，汴京的权力分配，远远没那么麻烦。因为汴京的政局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益州局势与交钞问题，却让石越时时担心它们会持续恶化，完全不知道它们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麻烦出来……然而担心归担心，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但石越暂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立收奇效。

想从几千里之外的汴京，遥控指挥益州的军事行动，那只会收到灾难性的后果。皇帝曾经很想采纳枢府的意见，一面命令高遵惠、陈元凤抽调厢军、乡兵、弓箭手在伏虞县以及蓬州四周州县布防，并设法稳住陈三娘子一伙；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谦暂时对西南夷不要轻举妄动，禁军兵力要由入蜀的冯京节制，先行平定伏虞县暴乱。

但却被石越极力阻止。

石越并没有给赵顼一个完美无暇的计划，他只是力劝皇帝给高遵惠、陈元凤与王厚、慕容谦分别下达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令：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前，许其便宜行事；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后，益州一切军政事务，皆归冯京节制。

没有传说中的锦囊妙计，也没有料敌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没有完备细致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安心，甚至连司马光与韩维虽然在表面上赞赏，心里也不是没有怀疑与担心的。大家总觉得要自己亲自做点什么才能安心。

不仅如此，石越还阻止了枢府向益州路大举增兵迅速平叛的计划。不过这件事却得到了司马光真心实意的支持，增兵意味着增加益州的补给压力，司马光已经想尽办法想向益州运送物资，但进蜀远比出蜀要艰难，而且远水也难解近渴。

但石越虽然认为盲目增兵，弊大于利；暗地里，他却每天都要祁祷陈三娘子不要变成流寇，占山为王也好，据城自守也好，这样的叛乱好对付，但倘若变成流寇就麻烦大了，不仅各地的干柴很容易被点燃起来，而且对付流寇，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办法。到时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石越等于什么都没有做。而每天例外的两府聚议，也如没白开水一样没有意思。

不过石越也没有心思顾及别人的审美，例行聚议之后，石越给苏轼写了封书信，讲了皇帝对辽国的担忧，吩咐堂吏寄了，便离开了政事堂。皇帝这个时候应当正在单独召见王安石，汴京有成百上千的官员，正在翘首期待着结果，但石越自从昨天见过王安石之后，便已经不再担心这件事了。

他必须先去劳神解决另一个麻烦，桑充国的麻烦。

当宰相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在政事堂外面就骑上马离开皇宫；而当宰相的坏处之一，就是在政事堂外上马的同时，也必须带着标准的仪仗队。

与很多宋朝的士大夫一样，石越讨厌浩浩荡荡的出行——那是李林甫留下来的坏习惯，不过，如果身边带着的是货真价实的军队，那就另当别论。出了内城后，石越便撤了仪仗，只带了侍剑和几个随从，轻骑往白水潭而去。他昨晚辞了范纯仁后，特意去了一趟潘楼街的桑府，早已问得清楚，这几天桑充国既不在潘楼街桑宅，也不在咸宜坊的新宅子里，而是住在白水潭附近的一座新买的园子中。

石越一行到了白水潭后，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寻着桑充国的园子。从外面看，这园子算是其貌不扬，一条在雪后格外泥泞的小路通往园子的大门，斑剥的粉墙外种着几株瘦瘦歪歪的柳树，只有两扇朱门显得新一点。石越远远看见，已是十分好奇，在墙外下了马，将马顺手交给随从，也不通报敲门，径直推开门闯了进去。

进到园中，石越便呆住了。这园中除了几间草房外，竟然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厚厚的白雪覆盖下的，明明便是冬小麦的幼苗。而桑充国正站在一间草房的窗边，提着毛笔作画。他显然也已经看见石越，掂着笔吃了一惊，奇道：“子明，你怎的知道这里？”

“长卿好雅兴，”石越笑着走了过去，“居然扮起隐士来了。”

他这么说着，却见桑充国脸微微红了一下，显得有几分尴尬，竟好似做了什么见不得人被人抓住一般。

石越越发好奇，快步进了草房，凑到桑充国画的画前一看，却是极简单的一幅画，既非风景，也非人物，画的竟然就是大雪覆盖的麦苗。石越不由奇道：“长卿难不成要做陈相、陈辛么？”陈相、陈辛相传是战国时人，据说本是儒家弟子，后来投入农家的许行门下。

“子明说笑了。”桑充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这小片麦地是我带着两位殿下种的……”他看了一眼石越目光中的狐疑，连忙又笑着解释道：“播种自然不是我们做的，买下来便有。我们不过照料了几天，两位殿下亲眼看着这小麦破土发芽，因昨天下雪，我们问过这边的村民，小麦盖过雪明年收成更好，不过两位殿下依然有点不放心……”

桑充国说得有点语无伦次。石越不由笑着摇摇头，道：“这是画给两位殿下看的？——不过长卿你也够胆大妄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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