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点醒来,立刻用手机打给库马利,但一接通就被转接到她的语音信箱。我留了话请她赶紧回电给我,然后又一直试着重拨,但试了二十分钟,还是没能跟她通上话。
我下楼到柜台,跟那个经理谈了一下,多见识了一些他独特的英语,然后从他那里问到了“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地址。我把地址输入我租来那辆菲亚特汽车的导航系统,七分钟后,我就开到了旧港口,站在库马利照片中粉刷的那栋屋子前。
那栋两层楼房以前是渔夫的住家,门前摆着几个赤陶花盆,窗台上的花盆箱里花朵盛开。我很惊讶—这栋房子有种喜悦和温柔,是我从没在库马利身上见过的。我走上屋前的小径,按了电铃。没人应门。
我穿过一小片草坪,来到一条紧贴着隔壁船坞高墙的车道,看着车库里面。那辆废物意大利汽车停在里头,车身是黑色的,引擎盖掀开,但车库里似乎没有人。我走近房屋背面,仔细倾听着:除了一只虎斑猫在厨房窗子内搔耳朵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我回到车上,看了手表一眼,开始以这栋房屋为中心,搜寻附近的小公园,逐步扩大范围。我得赶紧找到她。十分钟后,我看到一小片绿地,有六个小孩在玩荡秋千。妈妈们则围绕在四周,蕾拉·库马利也是其中之一,让我松了一口大气。
我停好车下来。她背对着我,推着秋千上的儿子,所以直到我离她只剩几码,才有一个妈妈朝她喊着土耳其语,同时指向我的方向。
库马利回头看到我,那一刻,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闯入,她脸上有太多的愤怒,让我几乎难以招架。但还有别的……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她赶紧抱起儿子可以看得出来。我当下一眨眼间的印象,是自己撞见了一个秘密。
她瞪着我,那个小男孩则躲在她的裙子后头,露出一只眼睛窥看,我朝他微笑说:“这一定是你儿子了。”
他更放心了,从母亲身后跨出来,然后我看到他有唐氏综合征,幸好我脸上的表情完全没变。
就像一般的唐氏儿,他的脸很美,微笑而充满纯真。他用土耳其语跟我说了句话,我猜想那是“早安”,然后,不知怎的,我没设法用他不懂的英语跟他沟通,而是低头朝他鞠了个躬。他觉得这大概是他见过最好笑的事情了,于是也鞠躬回应。其他旁观的母亲和小孩全都笑了起来,因而让他得到激励,又朝这个疯狂的美国人鞠躬好几次。
唯一不觉得好笑的就是他母亲。“你怎么找到我的?我的信写得很清楚了,我不想跟你吵。”
“我不是来找你吵的,”我打断她,“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法国屋’一趟。”
这句话让她的怒气减低了几分。“为什么?”
“我想道奇是被人杀害的,我们也许可以证明。”
“谋杀?凶手要怎么进入那个庄园?”
“我不知道。第一步就是先证明当时屋里有其他人。我想我们办得到。”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不。证据清楚显示……”
“别管证据了。所谓的证据,不过就是一份清单,列出你已经有的材料而已。那你还没发现的呢,难道就不重要?”
这是我书里写过的句子,我立刻痛骂自己又忘了我的掩护身份,然后才想到那本书是安排好让我搭飞机时阅读的,于是我就没再自责。库马利还是没被我说服。
“我们得马上去,在调查结案之前。”我催她。
“不,我的上司们已经结束这个案子了。”
我努力不要发脾气。“要是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博德鲁姆警方却已经发还尸体、把护照还给相关的人,那就有人会被追究得很惨了。惨的不会是我,而是政府的最高层。”
她动摇了。其他妈妈和小孩开始要去上学,纷纷朝库马利和她鞠躬的儿子挥手告别。
“我现在去不了,”她说,“我得送我儿子去保姆家。我的车子坏了,还要花时间—”
“我开车送你们去。”我回答,指着我那辆菲亚特。
她看起来很不愿意,但实在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于是点点头答应了。相反地,那个小男孩觉得很棒,于是我陪他们走向车子时,他还牵住了我的手。
库马利打开后座的车门,先让她儿子上车,然后自己跟在后面爬进去。对于她来说,她是极不愿意和一个很不熟的男人同乘一辆车;当然不可能考虑坐在前座。
她指点方向时,我回头跟她说:“我想你该打电话回办公室—跟他们说发生了一些事,请他们先不要把档案送去安卡拉。”
她没反应,所以我看了后视镜一眼,看到她瞪着我,臭着一张脸。等她听到我的想法后,一定不会太高兴,但也没办法。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拿出手机,开始说起土耳其语。
她挂断电话后,跟我说她留了话给他们局长,另外还请了几个同事到南边的岬角跟我们会合。听起来她是找了援军来帮忙。我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她儿子就开始热心地讲起土耳其语。我再度看向后视镜,发现库马利很认真听着。显然她希望儿子觉得她很重视他的想法,而且我愈观察,就愈明白她对他有无穷的耐心。
“我儿子想告诉你,我们星期四要去看马戏团表演,”她翻译道,“她说我们会参加开场的大游行,然后是杂耍和狮子,小丑—”
“和弄蛇人,”我说,“我来的时候看到了—请跟他说,那个马戏团看起来很棒。”
库马利翻译了,小男孩听了笑得很开心,然后他们的对话迅速变得像是在争执。最后她终于解释:“我儿子想问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但我说你那天晚上有约—我说你很忙。”
我看着后视镜里她的双眼。“是啊,可惜我有约了。”我说,“不然我很想去的。麻烦帮我跟他道歉。”
她跟他说了些土耳其语,接着要我左转后,在前面二十码的地方停下。我们停在一栋简朴的房子外,一排花园精灵的雕像沿着屋前的通道排列着,一片方形的草地上有个溜滑梯。隔着马路的对面是一家可口可乐的配销仓库,两辆大型卡车正在车道上进出,引擎声音大得我都没机会跟那小男孩好好说声再见,他母亲就带着他下了车,进入栅门,朝屋子走去。
一名黑发女子开门出来,大概年近三十,非常胖,她吻了一下小男孩的头。库马利跟那个保姆谈话时,我借此又想了一下在公园那鬼祟的一刻。最简单的现成解释是,因为那个男孩是唐氏儿,他母亲直觉上想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侵犯。但我不认为原因是这个—库马利母子跟其他人相处都很自在。不,我有个感觉,原因其实完全不同,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一对母子在公园玩—那又怎样?
然后库马利转身回来,她儿子站在门口,举起一手跟我道别。我虽然坐在驾驶座上,还是设法作势跟他鞠躬,他笑了,也朝我鞠躬两次。
库马利爬上后座,我又看了她儿子好一会儿。这个小孩真棒,回想起来,我很遗憾后来必须对他做那些可怕的事。
我松开手刹,开向“法国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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