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十章（第1页）

特罗塔少尉每周都要趁在营房值勤时给他的父亲—那位地方官—写一封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书信。

营房里没有电灯。就像索尔费里诺英雄当兵时一样，在值班室里按规定可以点值勤蜡烛。现在点的是洁白的“阿波罗烛”，这种蜡烛由牢固的硬脂精f制成，烛芯是优质织带，火苗稳定。少尉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边境上的异常情况。地方官总是每隔四个星期—并且是在星期日—给儿子回信。在信里他也只字不问儿子的近况，事实上，他的回信和少尉的来信一样单调乏味、千篇一律。

亚克斯老人每天早晨都会把邮件送进地方官长久以来用早餐的房间。它的位置有些偏僻，白天成天空着。房间的窗户朝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温暖的日子还是凉爽的日子，晨曦会毫不吝啬地从窗户爬进房间。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用早餐时窗户总是开着的。冬天，地方官把两条腿裹在一条暖和的披巾里，餐桌被移到大壁炉附近，炉中的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响声，亚克斯老人半小时前就把火生好了。每年到了四月十五日，老人就会停止生炉火；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不管天气如何，地方官便开始夏日晨步。

早晨六点钟，助理理发师睡眼惺忪地—他自己还没来得及漱洗—准时走进地方官的卧室。六点十五分，地方官的下巴已是光溜溜的，略染银霜的羽翼似的颊须空白处还扑了粉。光秃秃的脑袋已经按摩过了。因为洒了一点科隆香水，头皮有点发红，所有多余的毛发—鼻毛、耳毛、后颈毛—都已打理干净。待一切妥当，地方官就抓起浅色的手杖，戴上灰色的礼帽，动身去市内公园散步。他穿一件小领口的白背心，上面有灰色的纽扣，披一件浅灰色的薄外套，下身穿一件窄筒裤。裤子还没来得及熨烫，被两根深灰色的扎带分别绑缚在长筒尖口皮靴上，皮靴是用小山羊皮做成的。

大街上空荡荡的。由两匹褐色大马拉着的市区洒水车，正从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咔嗒咔嗒地迎面驶来，速度十分缓慢。坐在驾驶座上的马车夫一看到地方官，便立刻垂下马鞭，把缰绳绕在刹车把上，脱帽向他致敬。在这个小城，也可以说在整个地方官所管辖的区域内，这位马车夫是唯一受到冯·特罗塔老爷热情洋溢地挥手问候的人。

在公园门口，市区警察向他敬礼，地方官亲切地向他说声“早上好！”但并不和他握手。接着走到一个金发女郎的冷饮亭前，摘下大礼帽，喝一杯苏打水，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枚钱币，灰色手套还戴在手上。然后继续他的漫步。路上他还遇到扫烟囱的、卖蔬菜的、卖肉的，他们都向他问好。地方官用食指轻轻地碰下帽檐，以示还礼。只有遇到同样喜欢在早晨出来散步的药剂师克罗瑙尔和偶尔出来散步的市府参议时，冯·特罗塔老爷才会脱帽还礼。有时会对克罗瑙尔说上一句：“早上好，药剂师先生！”然后停下来，问一声：“最近好吗？”

“很好！”药剂师回答说。

“真为您高兴！”地方官补充一句，继续向前漫步。

八点他才回家。有时在过道里或楼梯间碰见邮差，他便到办公室坐上片刻，因为他喜欢看到信件放在早餐的食盘边上。用早餐时，他不允许任何人进来，也不接见任何人，只有亚克斯老人例外。冬天老人会进来生炉火，夏天外面雨下得太大时会进来关窗户。他严令禁止希尔施维茨小姐进来，中午一点之前她要是在地方官面前露面，就会招来无情的诅咒。

五月的一天早晨，冯·特罗塔老爷八点零五分散步回家。邮差一定早已来过了。冯·特罗塔老爷坐到早餐桌旁。今天，银盘里的鸡蛋和往常一样是溏心蛋，蜂蜜闪着金光，新鲜的皇家条形面包一如既往地散发出酵母的香味。黄油放在一只深绿色的大碟子里。金边瓷碗里的咖啡冒着热气，什么也不缺了，至少冯·特罗塔老爷一眼扫过去并没有发现缺了什么。可是他随即站了起来，重新放下餐巾，再把桌上的东西审视了一遍。老位置上没有信件。在地方官的记忆中，每天都会有公务信函。冯·特罗塔老爷先朝开着的窗户走去，仿佛要证实一下外面的世界是否还存在。没错，公园里那些古老的栗子树依然绿荫如盖，每天早晨都如此，不知名的鸟儿正躲在里面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还有，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停在地方官公署门前的牛奶车今天也停在那里。不用担心，今天一如往昔。地方官断定，外面的世界毫无变化。会不会信件还没到呢？会不会亚克斯把这件事忘了呢？冯·特罗塔老爷拿起桌上的铃，摇了一摇，清脆的铃声立即传遍整个屋子。没有人进来。地方官没有动桌上的食物。他又摇了摇铃，终于听见敲门声。但进来的却是他的女管家希尔施维茨小姐。他大为诧异，简直是一种侮辱。

她穿着一件他从未见她穿过的晨衣：深蓝色油布大围裙从颈脖一直拖到脚上，把整个身子都围住了，一顶白色帽子戴在头上，露出两个特别大的耳朵，吊着一副柔软的、宽大的肉耳垂。这副尊容使冯·特罗塔老爷感到厌恶极了，那油布气味令他难受。

“讨厌极了！”他说道，根本不去理会她的问候，“亚克斯哪儿去了？”

“亚克斯今天身体不舒服，老爷！”

“不舒服？”地方官重复了一声，一时之间还没领会这句话的意思。

“他病了？”他继续问道。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

“知道了，谢谢！”冯·特罗塔老爷说着，挥了挥手示意她退出房间。

在餐桌旁坐下后，他只喝了咖啡，没有动食盘里的鸡蛋、蜂蜜、黄油和皇家条形面包。他已经明白了，亚克斯因为生病才没有送信进来。可是亚克斯怎么会生病呢？打个比方，他一直和邮局一样健康，万一邮局哪天没有送信来，那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地方官本人从来没有生过病。人要是患了病，一定会死。疾病只不过是大自然让人们习惯死亡的来临而已。有些流行病—冯·特罗塔老爷年轻时，人们对霍乱十分恐惧—现在被一些人给治好了。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疾病，诸如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这个病、那个病—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人们还是束手无策。那些大夫—地方官把他们叫作“医生”—总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骗取钱财好养家糊口。当然，生了一场病之后还能活下去，这样的例外大概也是有的。不过，据冯·特罗塔老爷所知，无论是他认识的人还是他听说过的人，没有一个有这样的例外。

他又摇了摇铃。

“我要看信件，”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不过，请您叫别人送来。还有，亚克斯哪里不舒服？”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他一定是着凉了！”

“着凉？五月份还会着凉？”

“他已经不年轻了！”

“您派人把斯里布尼大夫请来！”

这位大夫是区里的专职医生，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他都在地方行政公署值班。他很快就会来的。地方官认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大夫”。

这期间，地方官的私人秘书送来了信函。地方官只是瞄了一眼信封，便又还给秘书，并命令他把它们放到办公室去。站在窗前，他心里难以释怀，家里即将发生变化，而外面的世界却依然故我。早晨他既没有进餐，也没有看信函。亚克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躺下了。生活却仍然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

心如乱麻的冯·特罗塔老爷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了行政公署，比平常晚到了二十分钟。助理进来汇报工作：昨天捷克工人又举行了聚会；科索沃的庆祝聚会已出了布告；一个“斯拉夫国家”的代表团—这里指塞尔维亚和俄国，不过，官方从来不这样称呼—定于明天到达；德语社会民主党表现越来越活跃；纱厂有个工人遭到同事的殴打，据说—但后来被密探证实—是因为他拒绝加入那个赤色组织。这一切都使地方官感到忧心忡忡、怒火中烧、痛心疾首。那些老百姓不安守本分，损害国家利益，谩骂侮辱陛下，藐视法律的权威，仿佛他们生来就是要搅乱社会的安宁，破坏政府的规矩，践踏官员的尊严，建立捷克人学说，选举反对派议员，他们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地方官本人。他开始只是藐视那些要求自治的民族和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民”。后来，他渐渐地憎恨他们，憎恨那些大声疾呼的人、煽风点火的人和发表选举演说的人。

他给助理发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立即解散那些胆敢做出“决议”的聚会。在所有流行的词语中，他最痛恨“决议”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只要换一个字母，那么就能变成一个最厉害的词“革命”g。他要把“革命”这个词从词库中彻底剔除。在他的词汇里，即使是在公务词汇中也不能出现这个词。一旦他在下级写给他的报告中读到把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标榜为“革命宣传家”时，他就要把这个词划掉，用红墨水笔写上“可疑分子”几个字。也许在帝国的某些地方是有革命家，但在冯·特罗塔老爷管辖的区域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人的存在。

“请你通知卫队长斯拉曼下午到我这里来一趟！”冯·特罗塔老爷对助理说，“你要加强宪兵队的力量来对付这些科索沃人。给总督写个简要的报告，明天交给我。我们也许还得和军事当局取得联系。从明天起，宪兵队无论如何要随时准备出动。我很想看看最近部队里下发的有关备战命令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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