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百年孤独（第1页）

一

我现在寓居的这座小城历史上是隶属于常州府的。但说来可怜，常州于我的印象，似乎只有火车站周围那一圈逼仄的天地，以及从车窗里所能领略的远近参差的屋脊。那几年，我在南京进修，来去都在这里换车，火车和汽车交接的时间一般都衔接得很精确，上下匆匆，狼奔豕突，很少有驻足观光的闲暇。常常是星期天的晚上，我背着只马桶包，在苍茫的暮色中闪下公共汽车，又轧上开往南京的夜行列车，刚刚喘过气来，常州已成了灯火迷蒙的远景。有时遇到不巧的事，也会在车站上给常州的朋友打个电话什么的，却从未进入这座城市的深处探访过，更不会想到自己脚下的铁路和手中的电话曾经与一个常州人有过什么关系。

但近年来，这个常州人却总是来撩拨我。翻开中国近代史，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面前停留，渐次化为翩翩的形象，那大抵是拖着一条长辫子，在天津、上海和汉口的租界里和洋人彬彬有礼地握手寒暄；或顶戴花翎，朝仪整肃，袖子里藏着大宗的银票，在京城的官场中趋前避后地打躬作揖。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铁路、轮船、矿山、电报、银行和大学，中国的近代史也因此增添了几分别样的喧闹和色彩。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在租界里和洋人讨价还价，还是在官场上钻门子通关节，他都操着一口浓重的常州方言。

这个常州人叫盛宣怀。

现在，我终于走进了常州城，来探访盛宣怀的遗迹。我觉得这应该不困难，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名人大战”风起云涌的年代，这种探访简直无异于一趟如登春台的旅游，肯定会相当潇洒。更何况我还有好几个祖籍常州的作家朋友。

“叫盛什么？”

“盛宣怀，宣传的宣，关怀的怀。”作为常州人，而且是文化圈子里的，他居然不知道盛宣怀其人，这很使我惊讶。

“没听说过。”他摇摇头，仿佛面对着一个蓦然闯入而又神经兮兮的问路者。

也许是出于一种相当微妙的考虑吧，例如他也盯上了这个盛某人，想写本人物传记之类的畅销书，担心我捷足先登，在如堕烟海的茫然背后，其实隐潜着不便言说的封锁和垄断，这种心理在文人之间并不鲜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只得告诉他：“我只是想写一篇小东西，其中涉及这个人物，并不想在他身上作什么大文章。”

“没听说过。”他又摇摇头，看得出，他的迷惑相当真诚。

他当然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只是帮我从新编地方志的“人物卷”中找出了这个名字，下面有几百字的生平简介，这种一般性的常识我肯定不需要。

对盛宣怀莫名陌生的人，我的这位作家朋友远不是最后一个。我步履艰难地穿行在常州的大街小巷中，那景况便如同走进了一座原始部落去探寻火星人的遗迹。面对我不屈不挠的打听，不同身份的人都表现了几乎同样的迷惑：“叫盛什么——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一个从常州走出去的，中国近代史上三井、三菱式的经济巨擘，常州人没听说过。

可能是因为常州出的名人太多了，光是清代以后，这里就走出了恽南田、赵翼、段玉裁、刘海粟、华罗庚等一批巨匠。历史上的常州学派、常州画派、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都曾经“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里的文章和书画档次相当高，无疑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龚自珍本身不是常州人，他对常州的这两句赞语应当是由衷的。但显而易见，这些人大都是文化圈子里的。吴地文风腾蔚，走出几个文化巨子并不奇怪，就连一个杂货店里的跛脚学徒也曾进行过名震世界的数学运算。像瞿秋白、恽代英这样以政治活动载入青史的常州人，也都带着很重的文人气质，他们逐历史大潮而出，挥手风雷，落笔华章，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的名下也该有一段令人钦羡的书记。

常州大井头一带是繁华的闹市区，中联商厦、百货大楼、文化宫都集中在这里，近旁三十二层的购物中心正在打桩，彩色施工图上赫然画着海外某国的国旗，自然是中外合资的了。就在附近一条古朴的小巷里，我幸运地遇到了一位老人，他沉吟少顷，比画了个手势问道：“盛家，是不是这个翘脚盛？”

我大喜过望，预感到曙光就在前头，连忙重复着他那个手势：“正是这个翘脚盛，你记得在哪里？”

“在中联商厦的旁边，鲜鱼巷对过，原先是一座很深的院子，前后总共八进。大门前——就是周线巷头上那一片——旧时叫盛家场，拴马桩都是石头的。铺地的方砖哟，这么大——我领你去看看。”

我终于找到了盛宣怀的故居，但眼前只有一片废墟。幸运的是，那一圈围墙里，居然嵌砌着两块汉白玉石础。老人告诉我，这石础就是当年盛家门柱下的，而对面那片偌大的空地，就是称为盛家场的了。

我用步子量了一下，两块柱础间的距离为九步，大约二丈有余。

“都没有了，早就拆光了。”老人连连摇头，唏嘘不已。

但有了这两块柱础，再加上一个盛家场的旧名，当年盛家的排场已经可以想见。那时候，盛宣怀还乡时，绿呢大轿就是从这里抬进去的，他掀起轿帘，望着老家残缺的照壁，该会想些什么呢？是衣锦还乡的荣耀，人事沧桑的感慨，还是旅途见闻的反思，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只是在心底里疲惫地叹息一声：唉，终于到家了！在那个时代，沪宁铁路还没有修，他从北京、天津或上海回来，大抵都是乘船的。官船沿着古运河迤逦而下，扬帆操棹，桨声欸乃，构成一幅中世纪相当典型的远行图。但船舱里的主人却并不悠闲，在浪拍船舷的絮响中，他踌躇满志地构想着关于铁路、轮船和电报的大事情。官船走走停停，终于拐进了常州的水巷。在盛家故居的对面，至今仍有一条叫老北岸的小街，想必当年是有河道的。官船靠岸了，盛宣怀沿着河埠头拾级而上，坐进绿呢大轿。官轿沿着小巷，在暮色中拐弯抹角地穿行，小巷的石板刚刚用水冲洗过，透出湿漉漉的冷色。今天我站在这里，似乎仍能听到一个多世纪以前，那轿夫的脚步敲在石板上的回响。

据说盛宣怀很少回常州老家，即使回来也来去匆匆，大概他觉得把那么多时间扔在官船里实在不值得。

该走进围墙去看看了。

其实真没有什么可看的，旧日的大宅深院早已荡然无存。一队建筑工人正在瓦砾堆中钻探地基，从已经挖开的几处缺口，可以看到地层深处老墙的基石，大块大块的条石垒得很深，石缝口悠悠地渗出三合土的灰浆，条条缕缕犹如化石一般，那是当初用桐油、糯米汁与洋灰搅拌的混合物。一般来说，旧式的庭院并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这样坚固的地基足以承载大院内森严的高墙和精致的屋宇，承载如山的粮仓和充栋的诗书，承载一个大家族内每个成员的喜怒哀乐和生生死死，承载鲜花着锦般的兴盛和无可奈何的没落。令人惊异的是，在地层以下，条石的夹缝中，竟顽强地盘踞着一棵老树根，树干估计在建房以前就砍去了，但历经百年，地底下的根蔓却并未朽没，用指甲一掐，里层还露出生命的质感。

面对着这样深厚的墙基和盘根错节的老树根，我好一阵发呆。

二

19世纪60年代末期，充斥于中国历史年表的不外乎两桩大事，一为洋务，一为教案。一方面是士大夫们痛感于中国积弱积贫，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自强”，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把对西方国家带有蔑视意味的“夷务”一词悄悄地改作“洋务”；一方面却是民众的排洋情绪日益高涨，烧教堂、杀洋人，此伏彼起，每一次事件，清政府都得向列强赔礼赔钱赔人头，伤透了脑筋。请看：

1868年4月，台湾教案；8月，扬州教案。

1869年1月，酉阳教案；6月，遵义教案；11月，安庆教案。

1870年6月，天津教案。

单说最近的这次天津教案，事情也实在闹得太大了，一举打死了二十名外国人，烧了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育婴堂，连法国领事馆也被付之一炬。事情发生后，列强以炮舰云集津门，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清政府慌了手脚，急令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查办，旋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这种“查办”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天津知府、知县被莫名其妙地革职充军，又向洋人送上二十颗平民百姓的头颅，外加白银五十万两。曾国藩的这种处置引起了朝野不少人的非议，正巧这时南京发生了“张文祥刺马”事件，清廷便把曾国藩挪了个位子，到南京去当两江总督，让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节天津。

这本来只是清代官场中一次由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人事变动，但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和一些人物的命运来说，这次人事变动却至关重要。

李鸿章来到天津是1870年（同治九年）9月间，在这以后不久，一个常州人走进了天津直督衙署。他叫盛宣怀，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来投奔中堂大人谋差事。

这情景会使人想起一些潦倒落拓的文士，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便怀揣着什么人的荐举信来叩门子，期待着能在权贵帐下当个师爷什么的，好歹混碗饭吃。但眼下的这个常州人似乎不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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