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土耳其是为了担任探路人,但最后却要扮演诱饵。因此,我出发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事务安排妥当,现在我发现,自己得赶紧处理一下。
一等布瑞德利离开我房间去打电话给“低语死神”,我就坐在小书桌前,拿出一张纸,尽管此时很晚了,但我还是开始写我的遗嘱。在正常状况下,我只有政府退休金、格蕾丝给我的年金,还有几张油画收藏,那就不必费这个事了。
但后来状况变得比较复杂。之前班和玛西破解了我的掩护身份,逼我离开巴黎时,我少数扔进随身行李袋内的东西,就是纽约一名处理比尔和格蕾丝后事的律师所寄来的两封信。
那位老律师名叫芬拔·汉若亨,父母是一文不名的爱尔兰移民,他非常正直,凭着一己之力为律师建立起难得的好名声。早在比尔娶格蕾丝之前,他就一直是比尔的律师,过去多年来,我也见过他几次。
我带着那两封信回到纽约,跟他约了时间。于是,在一个傍晚,我来到他气派的办公室里。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热诚地迎接我,带我来到角落的沙发,窗子的视野直通中央公园。然后他介绍两名在场的男子,其中一个我认出是前商务部长。芬拔说他们两人都是律师,不过都跟他们事务所无关。
“他们阅读过一些文件,我要求他们来这里,担任公正无私的观察员。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我做的一切都照章行事,而且以后不会被误解或质疑。我希望这件事能处理得一丝不苟。”
感觉上好奇怪,但我姑且不多问,猜想芬拔自有盘算。“你在信里说,有一件关于比尔遗产的小事必须完成,”我说,“我们现在就在处理这件事吗?”
“是的,”他说,“不过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他看着那两位具有仲裁人身份的男子,他们点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就开始吧。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芬拔说,“不过比尔很关心你。不只关心,他还相信你在某些方面很特别—他认为你注定是会做些大事的。”
我咧嘴笑了。“是啊,格蕾丝的一个朋友也这么跟我说。显然,他后来糊涂了。”
芬拔微笑。“没有糊涂,才不是。但是他的确愈来愈担心你。尤其是你离开哈佛,搬到欧洲去住之后。坦白说,他根本不相信你在做艺术生意。”
这个消息并不让我惊讶—比尔不但聪明,而且直觉很准。我没回答,只是面无表情看着芬拔。
“比尔不晓得你是怎么赚钱的,”他继续说,“他很担心你会卷入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业。”
他等着我响应,但我只是点点头,不发一语。
“他说有几回,他想跟你谈这方面的事情,但你都很不合作。”
我还是点点头而已。
“所以,斯科特,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现在没有,”我说,“我才刚回纽约,想看看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我现在其实是在寻找掩护、想逃离自己的过去,但我不认为跟他说这些是聪明之举。
“好,但是之前呢?”
我先停顿了一下才说:“我是帮政府工作。”
“唔,好像有半个国家的人都是在帮政府工作。不过我所谓‘工作’的定义很宽松。”老芬拔有一种讽刺的幽默感,“你到底在帮政府做什么事?”
“对不起,”我说,“照规定是不能说的。”我看到那两位仲裁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们显然不相信我的说法。
“照谁的规定?”芬拔问,没理会他们。我觉得好对不起他—他显然是很希望计划能行得通。
“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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