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时,也同时听到了坏消息。
我跟库马利刚讲完电话,就看到一辆空的出租车,于是我急忙闯进车阵里拦住。这些意大利驾驶人开车太疯狂了,前面的行人能幸存真是奇迹,但总之我爬上车,请司机载我去机场。
我要尽快赶回博德鲁姆,一等我在出租车上系好安全带—以那个司机的开车方式,我真希望那是赛车专用的全套安全带—立刻打了第二通电话。是给班·布瑞德利的。
他接了电话后,我跟他说我人在佛罗伦萨。“我们可以继续查案了,”我兴高采烈地说,“那是谋杀—请通知其他相关单位。”
“我试了两小时,一直想跟你联络。”他说。
“对不起,”我回答,“我把手机里的电池拿出来了。”他会打电话给我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帮“低语死神”传话。我知道不可能有好消息。
他絮絮叨叨说着有关东城旅店的谋杀—但那只是伪装—然后提到我们有些同事进行了一连串测试,建立计算机模型,这些事我必须知道。
班不明白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传话而已—所以问他问题也没有意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听,同时一颗心直往下沉。
他说那些人得出一个有趣的日期:9月30日。
“不过你也知道那些计算机宅男的作风,”他继续说,我感觉他是照着稿子在念,“你不能把时间抓得太紧。他们说要有两个星期的应变期间,以防任何预料之外的问题—所以他们说是10月的第二个星期。”
我挂断电话,坐在那边动也不动。从班传来的话,我知道“低语死神”之前下令一个团队建立了模型—大概是假装成某种战争游戏—看一个平民若要利用一般可以公开取得的设备,大量生产天花病毒,需要多久的时间。由此,他们计算出9月底前可以完成,然后加上两星期的余裕。
我们现在有了个日期了—所有时间、所有事件、所有希望,全都汇集到这个时间点。姑且定为10月12日吧,我告诉自己—哥伦布日。也是我母亲的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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