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7部分（第1页）

其实我的困惑不在“昨天”，也不“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这世界上真有“让历史告诉未来”，那么“昨天”已经用空洞的口号告诉了一个生冷阴晦的“今天”——“今天”也势必不能再用什么动人口号来让我们去希望“明天”。

作为一名记者是不能擅自用特权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我能做的只是从观察和记录到的材料梳理人物的命运。阎世铎正好在我的视野和工作范围之中，我认为，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中国足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关系甚大，在“长官意志”仍是我们这个时代决策、运转的一部通用驱动器的背景下，他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将成为这次“国奥兵败”的一个审视对象。

一切都像1999年底我们审视王俊生先生那样。

阎世铎先生到底做了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他按时打卡上下班，按期进行考核，按量进行政治学习；作为一个公民，他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按额上缴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熟读名人传记，稔熟名言警句甚至乡土俚语，甚至莎士比亚的著名诗句；但作为一个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他并没有让我们肃然起敬以至脱帽以礼的东西，在包括我在内的10余名主采足协机关新闻的记者们的记忆之中，除了那黄钟大吕式爽朗的笑声，温暖而有力的握手，和翻陈出新的格言，他很缥缈，像飘浮在足协办公通道里随时可以不见的一个影子。

4年了，阎世铎先生制造了一个“中超”概念，顺便瓜分了一次“世界杯出线”——但分析这两个成果的产生，必须首先要得知他上任之时继承了前任哪些遗产？王俊生从“丙三号”遁去之时留下了一个职业甲A联赛，留下了一个宝贝米卢，但我们不幸地知道：“中超”即“甲A”的花样名称；“世界杯出线”也是龙哥的胖手和米卢的妖气的合作。

阎世铎除此之外：NOTHING啊！

这个最简单的梳理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阎世铎站在王俊生的“昨天”奋力疾奔，4年后，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光荣的明天，而且落得个惨淡经营的“今天”。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表达：时间是有逻辑的。从逻辑上，没有好的昨天，怎会有好的今天；但明天？换个老百姓选举小区居委会干部的思路：当你连去年的灭鼠指标都没有完成，怎么会给你明年的机会？

当一个足协主席的任务如此简单：只要你给我们一个好的联赛，只要你给我们选个好的教练，只要你在谈“昨天、今天、明天”时不让我们觉得你是赵大叔、宋丹丹演小品。

“只惟上，不惟实”，一个足协中层干部昨晚这样评价我们的“掌门人”，关于这4年来中国足球的实质政绩多寡已毋庸赘述（请翻开各类报纸合订本）——我只是觉得，4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它是中国足球的一小步，却是这一届中国足协班子的一大步，“十年生死两茫茫”，而这4年，却让我们“尘满面，鬓如霜”了。

导致我这样一个足记如此冲动的原因很简单，前晚，当我看到5万中国球迷站在鞭子般抽打的大雨中欲哭无泪时，当我看到武汉学子呼号着大书“哀莫大于心死”时——我决心借用阎世铎先生教会我们的一句莎士比亚诗句反送给他：

“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时，请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

拜拜了吧阎掌门——因为你无法给我们明天。

生于八十年代

无论《新周刊》还是《城市画报》都对以下划分都无比尴尬——生于八十年代，这样一个改革开放之初迸裂而出的“婴儿潮”，是我们时代巨大的不安的问号。

美国人把他们的人群划分为“迷惘一代”、“垮掉一代”、“嬉皮一代”；在中国，如果生于六十年代是“责任的一代”，生于70年代是“自我的一代”，　那么生于80年代则是“物质的一代”——想控制物质，反被物质控制。

兵败。沈祥福嘶哑着嗓子对在麻木中走向死亡的国奥队员吼叫：“你们让我感到寒心，索取、索取，你们能不能先奉献再索取？人——是必须要将荣誉放在第一位的……”但那一刻，我感到他如此乏力，一个生于1957年的老男人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在中国人口普查中占有9000万数量的族落，一个月花销绝不超过三百元人民币的土老帽已经没有办法制止弟子为了6000元而在赛前闹出“球靴广告”风波。

“还有9分钟，他们就呆呆站在原地看着对手反击，等着对手把我们淘汰，如果是容志行一定能打进三球，如果是范志毅进不了球也要踢对手两脚，但如果是八十年代，即使拿一挺机关枪架在他们屁股后面也无动于衷”，败军之将沈祥福无语，脸上有种关于代沟的莫大哀痛。对于中国足球，“生于八十年代”是个问题，就像4年前，“生于七十年代”同样是个问题，中国足球人，越发稀缺上一个时代刺刀见红的精神。

时间在进步，但时代没有进步。“生于八十年代”没有“生于五十年代”的坚韧；也没有“生于六十年代”的进取；甚至没有“生于七十年代”的孤僻的力量。喝着可乐，吃着麦当劳，摸着电玩长大的这一代，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过程中不再拥有内心深处某种决绝的东西——刺刀见红？除了装饰在牛仔裤上的瑞士军刀外他们没有见过更锋利的器械！

这是真正完全版本从中国职业联赛中培养出的第一代国奥——“生于八十年代”，从踏上赛场的第一步就遭遇到时代馈赠的丰厚物质与年薪。所以，当你得知郝海东为了生计曾为“烟贩”时，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踢到34岁；当你得知范志毅为了一碗馄饨就走了10站路时，就可以理解’97兵败时他为什么会仰天痛哭；当你得知李伟峰小时候无比憧憬一杯牛奶，就可以懂得中科之战他为什么推迟手术也要上场……还有迟尚斌“死也要死在场上”，左树声“是男人就得踢球”……

“生于八十年代”，他们就像一张信用卡，物质、冷漠、准确，可以为物欲随时透支，但绝不会为了感性的力量而奋不顾身，兵败之夜，没有哭泣，没有自罚，一切都显得很平静，打过电话去能感受到整个团队的沉默之下的无所谓，只是偶尔从“电游”上传出一声得分的“哟嗬”……提醒着他们还活着。

这届国奥的品质有些像白开水——没有高峰那一拨的酗酒如命；没有范志毅那一拨的吞云吐雾；没有潘毅的绳梯事件；没有张玉宁的“老七”称号，甚至连赌博都少有。他们像温良的小白兔，只要得到被认为应该得到的胡萝卜——因此，他们堕落成最没有个性的一届中国国奥，在少有违纪少有暴力的时候，却悲哀地走向不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另一个极端。

这样一个“时代年轮”的问题莫衷一是困扰着我们，中国经济的疯狂发展让我们未及消化所有的社会问题，就被迫背负起与以往任何一个年代不同的故事情节，正如“物质一代”的中国国奥大战前夜能爆发出单价6000万人民币的“耐克”“阿迪”隐形广告之争，正如当代大学生已经在讨论打扫教室应不应该收取一份报酬。

“把握物质，并被物质把握”，这样一个要命的“生于八十年代”将会因其族群的脆弱而成为被废掉的一代，这样一支被我们赋予未来巨大希望的国字号，已经悲惨失缺某种生存之本的坚硬品质，所以他们注定要输掉这场奥运之战——借用酷爱讲演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少有的一句实质之语就是：“你必须学会去爱，爱你从事的足球事业。”

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任何时代都必须坚守传承的共性，那就是爱。

——谨以此文献给“生于八十年代”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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