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十五新亚书院（第1页）

一

一九四九年春假，余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侨大创办人王淑陶，与君毅旧识。此校创于香港，迁来广州。其时共军已南至徐州。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同事许思远上海送行，谓，君暂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

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一日，应行政院长阎锡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两党党员。以学校教授资格者，惟余一人。余即席发言，谓，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最在后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余意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惜是日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

又一日，在街头，忽遇老友张晓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学来。告余，拟去香港办一学校，已约谢幼伟崔书琴，亦不久当来，此两人乃余素识。又一人治经济学，余所未识。今亦忘其名。晓峰邀余参加。余谓，自一九三七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停留，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晓峰又告余，近方约集一董事会，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后不久，闻晓峰已得蒋总统电召去台北矣。

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又梁漱溟时在重庆，余与某君晤，顷已忘其名，由其作书劝漱溟来粤，亦未得复。又罗倬汉陪余同去访寅恪，后余在港办新亚，屡函促其来，亦拒不至。又杨树达，余晤之于广州中山大学，亦不久离粤返湘。如此之类，难于缕举。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

二

余在侨大得识同事赵冰，一见如故。秋季侨大迁回香港，赵冰夫妇与余偕行，余即宿其家。后乃借一中学校教室，暑假无人，余夜间拼课桌铺被卧其上，晨起即撤被搬回课桌，如是为常。

嗣又得教育部函邀孔子诞辰作公开演讲重返广州。乃闻幼伟书琴两人已抵港，进行创办学校事，而余在香港竟未获与彼两人谋面。校名为亚洲文商学院，由幼伟约其友人刘某为监督，派余任院长。余去函声明，决践宿诺，返港共事，惟院长一职，万不愿任。一则人地生疏。二则粤语英语均所不习，定多困难。三则与监督刘君素昧平生。恳幼伟书琴另商。不日，幼伟书琴特嘱晓峰原邀之第三人治经济者返粤，携幼伟书琴函，面告一切，促余速返港。迨余抵港，晤及幼伟书琴，乃知依港例，申请创办学校，必由监督一人出面负责。刘君夙居香港，与幼伟熟稔，故请其任此职，俾便与香港教育司接头。并谓院长一职，亦已正式立案，成为定局，极难临时更动。此后校中一切事，彼两人必尽力应付。余见事已如此，只有勉允。

不久，幼伟忽得印尼某报馆聘其去任总主笔。书琴力劝其行，谓狡兔三窟，香港新校究不知若何维持，幼伟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步，港校事彼当加倍尽力。余见彼两人已同意，亦无法坚留幼伟。而赴广州面促余之某君，亦留粤不再返。于是亚洲文商之开学，实际乃由余与书琴两人筹划。有时书琴夫人亦在旁预闻鼓励。余即邀在广州新识之张丕介，时在港主编《民主评论》，恳其来兼经济方面之课务。又商得君毅同意，彼随侨大来港，恳其兼任幼伟所遗哲学方面之课务。书琴则任教务长一职。于一九四九年之秋季十月正式开学。时并无固定之校址，只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之课室三间，在夜间上课，故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空屋，为学生宿舍。

开学后不久，丕介偕其在重庆政治大学之旧同事罗梦册来晤面。余抗战时赴重庆，曾与梦册在政大有一席之谈话。至是亚洲文商遂又获一新同事。又君毅旧友程兆熊，亦来港，亦聘其任教。惟彼不久即离港去台，在台北代为亚洲文商招生，得新生约二十人左右，由台来港。亚洲文商在港新生仅得约四十人左右，至是乃增至六十人之数。

余在港又新识一上海商人王岳峰，彼对余艰苦办学事甚为欣赏，愿尽力相助。遂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赁数室，作为讲堂及宿舍之用，安插自台来港之新生。而余等则在日间赴香港上课，夜间则仍在九龙上课。时为一九五○年之春，即亚洲文商学院开办之第二学期。余与君毅暂住九龙新界沙田侨大宿舍，两人轮番住炮台街宿舍中，与诸生同屋。

三

一九五○年之秋，岳峰斥赀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供学校作新校舍。余遂商之监督刘君，拟改学校为日校。刘君似以此一学年来，学校事皆由余接洽主持，彼不欲再虚膺监督之名。乃告余，亚洲文商乃彼所创办，不欲改日校，亦不愿将校名相让。当由君另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创办新校。余遂赴香港教育司另请立案。其时书琴夫妇亦因台北来邀，离港而去。新校遂由余一人主持。

学校自迁桂林街，始改名新亚书院。桂林街乃在九龙贫民区中新辟，一排皆四层楼，学校占其三单位中之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尺左右。三楼三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两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得屋四间。前屋两间向南，各附有一阳台，由丕介君毅夫妇分居。丕介后屋一间，余居之，君毅后屋一间，为办公室兼余及张唐两家之膳堂。四楼三单位共间隔成四间教室，两大两小。梦册夫妇由岳峰另赁屋居之。

同事亦大增，吴俊升士选本为教育部高教司长。教育部自广州迁台北，彼亦来港，别与数人创一学校，而为况极冷落。至是遂来新亚任课。又介绍该校同事任泰东伯来任英语课。东伯曾任西方某团体英译汉书事，与余为新识。刘百闵罗香林亦来任课，两人皆旧识。张维翰莼沤在滇相识，曾邀余至其家午餐长谈。余极赏其屋宇精雅，花木幽茜，有诗人之致。至是亦在港晤面。彼谓，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梁寒操新相识，亦来任国文课。卫挺生曾于某年暑假在庐山晤面，彼询余留学何国。余告以年幼失学，未获进国内大学，更无出国机会。彼谓与君虽初见面，然君在商务出版之《论语要略》特在家教子诵读。我两人实如故交，幸勿过谦。余谓此乃实语，非谦辞。彼谓，君未受新式教育，于《论语》一书，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更非常情所能想像。至是亦在港再晤，来校任经济方面之课务。又陈伯庄，在重庆相识，曾书柬往返有所讨论。至是亦再晤面。彼家近桂林街，喜围棋，余亦已破戒，遂常至其家对弈。彼亦来校任社会学方面之课务。兆熊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辞修有戚谊，其返台时，辞修留其居台。但兆熊仍返港，愿与余等同甘苦，来校继续任课。学校无法为彼安排住处，乃举家住郊区沙田。为省交通费，往返十数里，每日作长程徒步。又有杨汝梅，在大陆金融界负盛名，与余为新识，亦邀其来校任教。

当时在香港学校任教者，例必详列其学历资历报教育司。时香港教育司亦特聘国内流亡学人某君任秘书，见新亚所聘各教授，均系国内政界学界知名负时望者。论其人选，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新亚遂因此特受教育司之重视。某日，教育司长高诗雅亲来巡视，适余不在校，见楼梯口有新亚书院大学部一匾，嘱移去勿悬室外。香港惟有一大学，即香港大学。居民皆径称大学堂，不闻有称香港大学者。自不能破例许人另立一大学。然教育司于新亚特多通融，有所请乞，皆蒙接受，甚少为难。殆亦震于新亚之教授阵容有以使然也。

新亚又另组董事会，请赵冰为董事长，亦在学校任课。其他如寒操等，皆邀为董事，多粤人所推敬。而赵冰为香港大律师，尤受港人重视。香港律师职务名利兼高，惟大律师占极少数，业务亦冷落。香港除英国法律外，亦兼行大清律例。赵冰于此方面，乃一人独擅。然登其门者，如夫妇父子等涉讼，赵冰必先晓以大义，详述中国伦常大道，劝其自为和解。或竟面斥，不啻如一番教诲，使来者难受。余常亲往其事务所，赵冰每一人寂居，携便当充午餐，门可罗雀。得其允为辩护者，数十案中难得一案。故虽为香港政府所重视，而其家境清寒，不仅为律师业务中所少有，亦知识分子中所稀见也。故新亚董事会亦先与学校有谅解，专为学校法律上之保护人，而绝不负学校经济方面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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