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二章 少女 第十二节（第1页）

厂医姐姐离开以后，每个下雪的日子，我都会想念她。因为她说自己最爱下雪天，还编了一堆诗意的理由，比如说世界因此改变了，比如说丑陋的东西都被遮蔽了。这种屁话使她看起来像个少女。

有一个下午在她家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屋子里冷得像冰窖（南方没有暖气），她拉开窗帘和我做爱，雪把窗外所有的风景都挡住了。我们越做越热，她赤身裸体跳下床，推开一丝窗缝，冷风立刻打在我背上，我舒服得想死。射了以后，她和我一起缩在被子里看雪，同时等着我套子里的鸡鸡软下去。南方很少有这种景色，一年都未必能轮上一次，下雪显得很寂寥。她说有个小说叫《雪国》，很优美，我说我只知道林冲在这个天气里杀人了，翻脸了。

后来我发现，她才是林冲，不高兴扭脸离开了中国，（这么说也不太真实，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吧，但我不知道，光知道她扭脸走了。）跑到美国落草为寇。为了她，我还特地摊开了世界地图，测算了一下太平洋到底有多宽，有没有可能偷渡过去。后来杨迟说，自己游过去的话，能游到金门岛就不错了，如果要偷渡得去找蛇头，价钱很高但可以给我打折，他有个福建同学的舅舅就在干这个。问题是，去美国干吗呀？完全不知道。看好莱坞电影，知道纽约是个爱下雪的城市，在那地方她可以尽情地光着屁股看雪，床上躺着一个爱吹凉风的外国青年。但她究竟是不是在纽约，鬼知道，外国青年是少不了的。

这些事情很难解释清楚，我记得她，下雪天会感到忧伤，幸好雪也不常下，然而它一旦来临就无边无际了。

为了修飞碟，我打电话给老板，老板找了个二把刀的退休工人来，口气很大，说修这玩意儿就跟修电风扇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见过的钳工，大半都是眼高手低。我告诉他，从原理上说，拆定时炸弹也很简单，自己小心点吧傻矬。果然，他爬上去修，试了好几次都没反应，最后一次他忘记了飞碟正处于开启状态，这就等于是站在电风扇的叶子上修它，老头朝着机器敲了一锤子，飞碟转了起来，把人从上面甩了下来。我赶紧拉下电闸，看看老钳工，还没死，但他无论如何不肯再修了。

这飞碟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全性，我对它有感情，现在它完蛋了。我写了个条子贴在门上：飞碟死了，别去碰它。然后收拾一下回家。

第二天继续下雪，马路上一层冰，我坐公共汽车去戴城大学。我的统计学期末考试不及格，这天下午必须来补考。

学校操场上有一些人在打雪仗，我站在那里，隔着唰唰落下的雪片看了一会儿，宝珠从对面过来，孤独地背着一个双肩包往寝室方向走。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下大雪，公路走不动了，长途汽车站全是人，热水都喝不到一口。我又回来了。”

我说：“我来补考统计学，考完就来找你。”

宝珠说：“嗯，卷子是我批的，你丫这次还是交白卷，补考估计能多写几个字吗？”

我说：“无所谓，反正我毕业之前还能再补考一次。”

宝珠说：“到底是夜大，花钱买文凭的，有恃无恐啊。我们正规大学要是挂科，肯定都愁死了。干脆你也别去了，陪我一起吃个晚饭吧。”

我想了想，觉得补考的机会是我花一百块钱买来的（夜大补考每门都这个价码，毕业的时候老子肯定得破产），不去的话，太便宜他们了。我说：“我还是去试试看吧，要是题目不会做，我就撤了来找你。”宝珠摇头说：“你就不死心吧。”我说回头见，宝珠转身，忽然一闪身，一个雪球从她头上飞过，正砸在我脸上。宝珠直起身，对着前面扔雪球的女生说：“别惹我，烦着哪。”那女生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宝珠回头才发现我中招了，也跟着笑。我撸掉脸上的雪，找到旁边一个巨大的雪人，掰下它的脑袋，朝那女生冲了过去，她尖叫着跑掉了。我追了一段，觉得自己双手冻硬了，就扔下雪人脑袋，回头去找宝珠，发现她已经走掉了。

实际上，那天下午我在考场里走神了。补考卷子发下来，题目仍然看不懂，一堆数字在白纸上跳舞。统计学老师奸笑着说：“毕业之前再补考一次吧。”他还想再收一百。

我坐在教室里靠窗的地方，雪下得很大，我难得有机会在白天看看窗外的景色。只见对面是戴城大学著名的钟楼，一幢红砖砌成的房子，带尖顶的，仿佛教堂，上面的钟是早就没了。我想起来，戴城大学以前是所教会学校。那个钟楼我进去过，一层到三层全是教室，再往上就锁死了，据说可以爬到大钟上面去。以前那楼顶上有十字架，后来拆了。想必以前还有耶稣、圣母、天使，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当初厂医姐姐的家就在大学边上，站在她的阳台上，我能看到这钟楼的一角。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本身也念过大学，其实我说她只顾和我做爱是有失公允的，她还教了我其他的，比如听听古典音乐啊，看看现代小说啊，但我当时不太在乎这个，以为这种事情就像吃饭一样，属于生理范畴的东西，不用教，反而是做爱显得像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我站在她的阳台上，陪着她眺望钟楼的一角，会感到有点忧愁。在各种天气里，它存在于我的视野，晴天像意大利，雨天像英格兰，下雪天像俄罗斯，起雾的早晨什么都看不见，像天国。反正很矫情。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出现之前，我们这座城里没什么外国人造的建筑，都是瓦房，或者老苏联的小楼房，只有这所大学里还留着点殖民地的遗迹。小时候，我有个老师爱控诉这个，动辄拿戴城大学打比方：“看，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造的房子。”我倒觉得蛮好看的。老师说：“十里洋场，上海的租界，更丑恶。”我去上海一看，房子更好看，而且挂了人民政府的牌子，也蛮适合的，什么机关大楼都不给进去。我不知道那老师为什么恨钟楼，正如我不知道厂医姐姐为什么爱钟楼。

我对着统计学的考卷想这些，雪还在下，天黑了下来。我手脚冰凉，想起宝珠，就扔下考卷站了起来。统计学老师继续奸笑：“才十分钟你就考好了？”我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刚才出神的片刻我以为度过了很久呢。我不理他，走出教室，冒雪来到戴城大学的女生宿舍门口。

戴城大学的女生宿舍管理严格，仿佛女子监狱。当初我在老杨的化工学院，女生宿舍随便登记一下就能上的，证件都不用出示，在路小娟的医学院则是仗着腿快往楼上蹿。到了戴城大学，一切皆不管用，两栋女生楼用高墙围起，传达室距离楼房有一百米的空白地带，毫无遮蔽，腿再快也不行。并且，这地方是不给任何男性进去的，就是女生的爹都不行，男教授更免谈，男教授最流氓，全是祸种。传达室门口贴着一系列管理章程，最后警告：男性擅闯直接拖走，扭送保卫科和派出所。如此戒备森严，女生毕业时除了给学位以外应该再发一张处女证。

这一年里，中国很多大学都在冲刺“211工程”，大意是指二十一世纪的一百所大学。我不太明白这里面的出入，杨迟告诉我，就是到世纪末以后，全国就只有这一百所大学是靠国家拨款养着的，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简称精子。其他大学都得自己找食吃，培养的只能算尿液。不过他已经毕业了，是尿是精子也无所谓了。至于戴城大学，本城高等学府的独生子，还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学院正在合并进来，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末，城里大大小小的学院全都挂上了戴城大学的牌子，连我以前想读的化工职大也跟着一起发达了，顺便把化工技校变成了大学附属技校。这都是为了211工程。后来的结果我也忘记了，二十一世纪我不在戴城混了。

我的前半生，不知何故，对墙特别敏感。从小到大，什么墙头我只要瞄一眼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蹿上去，不仅仅是高度，还关系到墙面的摩擦力、墙头的障碍措施。至于这女生宿舍的围墙，想都别想，冬天挂着冰凌，墙头还有铁丝网，要不就是摔死，要不就是挂在那儿等人来捉。我只好老老实实走到传达室门口，对着一个大爷说：“我找林宝珠。”

大爷满脸不耐烦，隔着窗子问我：“哪个寝室的？”

“不知道。”

大爷不给我麦克风。我没辙，站在门口用肉嗓子喊了一嘴，声音洪亮，不比喇叭差，两栋楼用嗡嗡的回声呼应了我，没一个女生出来。大爷嘲笑道：“都放假了，你还来找什么人。”我作势要往里闯，大爷说：“警告你，你这个行为是破坏211工程，直接拉你去劳教。你闯一个试试？”

很早以前我就说过，这辈子最烦看大门的。他们守着一道门，对别人点头哈腰，偏偏就是不让我进去，偏偏不喜欢我。我前半辈子就是靠闯、靠骗、靠腿快，与他们周旋，然而这次我遇到个最厉害的，别说是我，任何男人都不给进去，公狗也不行。其实我应该感谢他，在这道门前面，我终于和所有道貌岸然的男性平等了。

我朝传达室偷偷竖了个中指，嘴里说：“谢谢大爷，你要是不提醒，我就犯错误了。”知道不能得罪他，否则那个高音喇叭就永远不会给我使了。我决定回家，走出去一段路觉得肩膀被什么东西甩了一下，转身看见宝珠在我身后，一手打伞，一手拿着零食袋，边吃边朝我咧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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